【摘要】本文以北周时期的造像碑图像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期的造像碑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在把握其风格嬗变的基础上，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北周前期的造像碑，在风格上体现了对北魏以来造像样式的继承；后期则以南朝文化为宗，显现出逐步汉化的趋势。在汉化的同时，有机地结合了本民族特质，不断创新。最终发展出新的独具特色的造像样式。
【关键词】北周；造像碑图像；文化
造像碑作为佛教造像艺术与中国传统碑碣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研究价值。我国对碑碣的研究长期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像碑作为一种特殊的碑碣对于它的价值研究也已经进入了相对深入的阶段。但从艺术的角度对造像碑的图像进行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上升空间。本文通过对北周时期造像碑图像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探讨佛教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是如何以南朝文化为宗，融合自身特色，完成佛教本土化的。并基于此对其风格嬗变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一、造像碑的功能与意义
与传统的石窟寺中的造像有所不同，造像碑将传统碑碣与石刻造像相结合，将石窟中的雕刻方式巧妙地移植到了寺院地面，并且让它拥有了可移动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是佛教艺术在不断的发展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也是艺术追求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造像碑这种融合雕刻、绘画、书法、建筑于一体的宗教艺术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造像碑不仅反映出五至七世纪人们的宗教信仰，更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其碑面上所凿刻图像，如佛像、供养人等以及发愿文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含义。造像碑的主要用途是祈愿，在碑面上，主体雕刻的佛道图像是为了表达对佛或道的礼拜与崇敬，并且祈求其庇佑与保护；同时，造像碑上也经常出现供养人的图像，这些供养人是出资雕刻造像碑的像主、家眷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成员。在这些供养人的旁边，通常会刻着造像题记，通过题记，我们可以了解供养人的籍贯、姓名、亲属、官职等一系列背景资料，这些详实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最后，通过造像碑上凿刻的发愿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与期望。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通过造像碑这一特殊的宗教艺术形式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造像碑图像对北方民众信仰的反映
（一）多元信仰的体现
从北周时期的造像碑图像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北方民众的信仰。北周时期造像碑崇奉对象多元且复杂，还出现佛道混同的崇奉现象，由此可见，北方基层民众的信仰处于多元混合的状态。
在民众佛教信仰中，祟奉对象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直接地反映民众信仰、教义倾向。作为一定时期内人们信仰领域内的崇拜对象，它体现的是佛教诸多尊者在人世间的流行情况。而造像碑所表现的造像，为我们了解当时民众的礼拜对象以及佛教信仰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具有直接的史料价值。尽管在捐资凿刻造像碑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当时祈福颂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供养人对于自己所信奉的佛、菩萨等诸位尊者，依然会很直接的体现在造像上。所以，在造像碑图像中所出现的题材，表现了造像者的崇奉对象，通过对造像题材的变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民众佛教信仰的变化。
（二）三种主要信仰
纵观北周时期的造像碑图像，可以发现，当时人民的信仰倾向十分的复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释迦信仰。北周时期释迦信仰的流行可能是受到北魏传统佛教思想的影响，是对原有的释迦信仰的继承。但北周时期的释迦信仰反映在造像碑图像上，并不仅仅单一的存在，通常是伴随着弥勒信仰一同出现的。反映在造像题材的选择上，经常表现为上部为弥勒，下部为释迦的构造方式，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释迦弥勒造型碑等，就是这种形制。
其二是弥勒信仰。其与北朝后期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520年，尔朱荣叛乱，使北方地区的民众生活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现世的失望催生了下层人民对来世的希冀。《弥勒经》中记载，弥勒为释尊的十大弟子之一，将在未来世继承释迦衣钵，成佛度脱众生。所以弥勒也称“未来佛”，也因为他现在还未成佛，又称“弥勒菩萨”。在另一个层面，弥勒信仰也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舆论导向，在佛教中，宣称弥勒将来会继承释迦的佛位，作为信佛降临到世间。正因如此，弥勒信仰为处于下层的百姓带来了希望，很多农民起义也以弥勒为旗帜。
三是阿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人眼里，地下是人们受苦的地方，天上是神众享乐的地方。作为庶民百姓，自然对天堂有着无限的向往和追求。而佛教中的佛国净土正好满足了广大佛教徒的这种心理。于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弥勒净土信仰和阿弥陀的西方净土信仰相继出现。北周造像碑发愿文中的“愿亡者迁生西方”、“愿亡者托生西方妙乐”、“长居妙乐”、“恒愿在西方供养无量寿佛”、“愿亡夫迁生西天无量寿”等等发愿，表达了当时人们对西方妙乐净土的向往。造像题材为无量寿的铭记都体现了造像者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追求，亦即对阿弥陀净土的崇尚。
此外，北周时期的造像碑图像对中国本土的道家信仰也有充分的体现。佛教中的崇奉形象与道家的崇奉形象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造像碑上，体现着外来佛教文化与传统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就图像而言，佛、菩萨像龛是表现一种进入或到达这种混溶境界的必然过程。佛道在思想上的合流必然会在造像碑的形式上有所体现。
三、上层建筑对造像碑图像的影响
在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并未呈单一发展的趋势，而是在艺术上显现出外来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融互渗。自公元557年宇文氏取得政权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北周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五年，但这个国度在历史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对外交流频繁，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世政权树立了楷模，奠定了基础。
（一）分布及原因
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北周下层的人民生活疲困潦倒，无情的战火每每使得百姓骨肉分离，加之土地贫瘠，粮食供应不能自给自足，北周的百姓日常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使得人们对宗教向往更甚，宗教信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从而促发了造像碑的大量产生。 北周时期的造像碑主要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川廊道内，秦川地区是北周军事贵族的主要居住地，“驻军成家立业，并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出现了造像碑孕育发展的新高峰。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北周为稳固政权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后盾。虽然北周统治时间不长，但军队的数量与对外征战的次数却不容小觑。从结束西魏统治到对北齐的战争，北周最终统一了北方地区。战火连天导致了大量的将士战死沙场。也正因如此，为家人的亡魂祈福超度而捐资雕凿的造像碑数量激增，北周成为继北魏之后造像碑出现数量最多的朝代。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北周的财政经济状况尤为拮据，捉襟见肘，在《北齐书》卷二六的《薛`传》中，对于北周的经济状况有着这样的记载：“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悉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但上天似乎也没有因此卷顾北周，据《周书》记载，当年关中发生大饥荒，让经济上本就不宽裕的北周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在如此的经济状况下，北周却战胜了比它强大数倍的北齐，其重要原因是大力提倡节俭。从节流上下功夫的北周王朝自周帝而下皆提倡节用、节葬、节省用度，将勤俭节约奉为国策。与北齐和梁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财力有限，但北周却能将有限的财力集中在军事上，这也是它最后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节俭之风在造像碑上也有体现，北周时期的造像碑与同一时期北齐的造像碑有很大的不同，在雕刻上远没有北齐的繁缛、富丽，精细程度上也略显不足。如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武成二年造像碑等，没有精致的镂雕与浮雕，只有简单的忍冬纹图案线刻。对主尊衣饰的处理也相对简单，整体感觉是朴素、厚重。由于生活的困苦使北周上百万的人民皈依佛门，但这对财政拮据的北周政府来说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北周武帝时期发生了波及全国的废佛事件。
四、与南朝文化的关系
供养人服饰是北周时期造像碑图像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供养人服饰的表现上，可见北周的文化政策是以南朝文化为宗，逐步汉化。尽管偏居北方，但北周王朝对于汉民族文化的学习从未停止过。
虽然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北周统治者积极推行“胡化”，但这并不是“反汉化”的逆流，而是北魏时期孝文改制时没有“改到”的那部分北方落后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在夺取政权后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使他们不能马上消灭自身的落后性，为了更稳固地立足于中原，他们都要在“胡化”的前提下走“汉化”之路。“胡化”在这时已不是本性使然，而是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汉化”是为了适应封建制的发展，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胡化和汉化是少数民族巩固和发展自身的两条策略，胡化的本质是走汉化之路。因此，北周的统治实际上是北魏统治的延续，是孝文帝改制的扩大，经过孝文改制的鲜卑胡人到北齐、北周己是汉化的胡人。而没有经过孝文改制的北方六镇胡人此时也被纳入了汉化的轨道，在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熔炉中再生。
以南朝文化为宗的汉化，在北周时期的造像碑图像上体现颇多。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秀骨清像”式造像为一种面相浑圆、身体健硕的造像风格所取代，而这种风格的源头则来自南朝。在造像的服饰处理上，“褒衣博带”式的佛衣占主要地位。供养人的衣物处理更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同一造像碑中，既有身着胡服的供养人，又有身着“褒衣博带”式衣物的供养人，客观地反映出了当时胡汉民族的文化交流情况。北周在与南朝文化的频繁交流中，不断地吸收南朝文化的优秀范例，又融合本民族的自身特色进行创新，最终成为隋唐造像艺术的重要样式。
五、对前代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一）早期形态与北齐的关系
在造像风格上，北周前期继承了西魏、北齐的造型特点。作为同一地域的政权，在造像上北齐与北周有着相似性。北齐造像以南朝的褒衣博带式和秀骨清像为依归，造像在形象层面汉化程度较深，尽管略显生硬，但是仍和南朝士人所倡导的风神仪容保持了一定的联系。这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北齐佛像石碑上可见一斑。
北周虽然灭北齐而立，但是文化上的惯性使得它在最初仍然继承了北齐的造像传统，而较少地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当然，这种形态的存在也和北周最初的国策有关。北周代北齐之后，出于政治上的稳定，对北齐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形态较少改变。除非关乎北周政权稳定，几乎都有意地维持了北齐留下的存在形态，这从北周武帝最初的施政纲领及其对北齐政权的贵族、勋臣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因此，北周初期的造像碑从形制、内容、信仰、风格上都表现出了与北齐的趋同性。
（二）北周武帝时期的风格转变
在北周的政权稳定之后，北周武帝开始在各个方面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宗教上，北周开始改变了北齐时代较为生硬的南朝形态，而更多的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向南方学习，但是这种吸收与借鉴带有一种极强的主动性。
在衣饰的造型上，北周的佛像比之江南更显夸张，从造像碑上佛陀僧衣的下摆上可以突出地反映这一点。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吕建崇造像碑碑阳主尊服饰，繁复的佛衣下摆完全覆盖了佛座，“褒衣博带”的风格尽显无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朝在文化、哲学层面上出现了变化。在讨论玄学的风气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对于本体论的关注成为了主流。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南朝的佛教造像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张僧繇的宗教造像样式在南方成为了典范，张家样的丰圆面相逐渐取代了秀骨清像。南朝造像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对北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自身特性的确立
另一方面，北周政权也并非完全学步于南朝。在政治上，其曾一度强调民族特点，在宗教上，北周试图越过南朝而向西域、印度回溯佛教经典与造像仪轨，求取本真与原初的佛教形态，以期获得佛教正朔的认同。因此，北周不断地派出僧侣去西域求取真经。也因如此，在北周中后期的造像碑风格上出现了“复古”趋向。
其后，印度笈多式佛教造型再次出现在已经汉化到一定程度上的北周造像碑上正是这一“复古”趋向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佛像经典的回溯并不与摄取南朝风格相矛盾。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北周造像碑上能够同时看到两种风格并存的合理解释。梁思成先生曾言：“北周遗物，以陕西为多，其作较齐像尤古。”
还应指出的是，这种回溯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就被汉化浪潮淹没了，这种“较齐像尤古”的现象很快就因为隋的建立而戛然而止，从而也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汉化佛教造像中出现的这一特殊现象提供了政治上的解释。
六、结语
南北朝末期，北周以贫弱之势，励精图治，统一了黄河流域，并为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周时期的造像碑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其不仅以精神信仰载体呈现，鲜明地反映出北周时期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作为历史文物，其风格嬗变也反映出北周政权的历史发展特点。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