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介石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
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介石“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其实，蒋介石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岛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当局是没有经费的，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那些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老兵们
当年的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为伴。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岛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
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金庸被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的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书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要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在捡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捡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儿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那时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解 严
1987年的解严，解除了在台湾长达38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参与各种抗争的分子，从基层的计程车司机、农民、工人、老兵、少数民族，一直到牧师、作家、教授等，社会上不管什么阶层，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压抑已久的各种力量顿时激荡而出，各种反对运动、社会运动突然有了宣泄的窗口。让人眼花缭乱的议题，从民主一直到劳工、环境、人权与女性等，每一个议题看起来都是那么让人血脉偾张。上街头的人士也陶醉在革命般的激情中向前冲。那是一段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棍棒与乱石齐飞、拉布条抗议及举牌警告的年代。
旧秩序已经崩解，但新观念还没开始建立，所以每天电视一打开，看到的尽是这些混乱的场面，给过惯旧有保守稳定环境的人一种社会失序的印象。
虽然解严了，但是电子媒体仍受到当局控制，对相关社会运动的事件也倾向于一言堂，许多议题诉求都被模糊化，而一律以暴民代之。但是，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地下媒体”，就是在各大竞选及演讲中才买得到的一个自称“绿色小组”所拍摄的录像带。这个组织扛着摄影机，到各个不同的抗议场合，拍摄不同于当局掌控下一般媒体所叙述的真实。因为都是在抗议的第一线拍摄，那有时晃动得令人晕眩或免不了被喷到水的镜头，以及站在抗议方这一边不断向前冲或逃跑的场面，不管是视觉的震撼力，还是对事件真相赤裸裸的描述，到现在看起来都还绝对是生猛无比。
开放大陆媒体驻台
2001年初，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大陆记者来台作新闻采访驻点，第一批是新华社的范丽青与陈斌华。
他们一下飞机，马上被大批的记者镁光灯包围，反而成为被采访的对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走遍台湾各地。对台湾当局来说，这是第一次有大陆记者来台驻点;对新华社来说，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到台湾驻点。那时候似乎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思考着要怎么相处。所以，在那个时候会看到电视台用SNG的方式，每天都播着他们去采访什么新闻，又访问他们采访的感想，而电视台也会恶搞，把监视他们的情报人员也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