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百事需变，百事愁变，学术界亦莫能外。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胡适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胡适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胡适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胡适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胡适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胡适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胡适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胡适还好。后来，胡适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胡适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蔡元培为了让中国学人尽快认同胡适，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的时候，居然说胡适出自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因而有家学传统。其实，胡适跟精通汉学的绩溪胡氏家族，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这样一说，那些习惯掉书袋的老学究们，到底能不能认账、认可了胡适研究中国学问的资格，这不好说，但蔡元培的苦心，倒是难得。
自胡适之后，人文学科的西洋学术形式，总算进入中国了。此后，大家越做越像，著述甚多。同时，像样的大学里，留洋归国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逐渐占据了主流。影响所致，连钱穆这样没出过国的“土包子”，写出的考据著作和通史性的《国史大纲》，也不是传统史学的样式了。自学英文的他，其实也在偷偷地阅读英文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