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各自的国内激情动能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都存在的紧张、对立和对抗，不仅给有关各方带来安全上的两难，而且充满了克劳塞维茨式的暴力逻辑。总的来看，这些紧张、对立和对抗中越来越注入了各自国内的激情动能，同时也注入了各自的战略动机。
就中国而言，这种国内激情动能来自国家领导层、军队和海洋部门、媒体、人们心中的“积极战略”意识和有关公共教育的效应等许多方面。其背后是我国急剧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有民众的民族主义愿望。也就是说，渴求胜利的“胜利主义”的愿望与“受害者心态”交织在了一起。
就美国而言，其国内激情动能首先就是晚近形成的、在战略和对外政策精英界近乎取得压倒性地位的对华强硬论调，包括国会、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方面。对中国的“失望”，对本国多年对华政策的失望，对可能失去其世界影响力的“权势焦虑”，对于在东亚―太平洋盟国和战略伙伴中丧失美国承诺、美国力量、美国威望可信性的“失信忧惧”，俄罗斯的重大异动、中俄在战略上急剧接近造成“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引起的忧惧等等，都是导致这种强硬论调的因素。所以美国有人越来越多地谈论“回归慕尼黑教训”。有人主张“美国必须在两条主要战线（既在欧洲也在亚太）上显示其坚定和强硬”。
就日本而言，其国内激情动能主要来自安倍及自民党领导层强烈的修正主义倾向，以及历史问题、军事问题、东海对抗、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及其包含的巨大隐患的影响，安倍在中国周边的“安全”外交战略（与先前的“价值观”外交战略有异有同）。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近年来的进一步崛起、对中国的军力建设和积极的对外战略缺乏准备，对中国新领导人的大国抱负及其积极主动的战略风格缺乏准备。
当前最突出的忧患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如果现在表现的还只是倾向性，那么未来可能就是绝对性。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所以，“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需要做什么
为什么缓解中美对立、改善目前气氛具有紧迫性？2016年美国就将举行总统选举，选举中势必再次出现炒作所谓“中国问题”的情况，而对美国下届行政当局的对华态势，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具体说来，如何处理中美海上和空中对抗及两国间网络攻击问题，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俄接近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如何推动中美在中东、朝鲜、伊朗等问题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包括双向投资协定的具体拟定和长期贯彻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中国大国外交的内在平衡的需要：既不能为了对美对欧关系而过度损伤对俄关系，反过来也不能为了对俄关系而过度损伤对美、对欧关系。
而对中日关系来说，需要的是防止中日进一步冲突，阻滞双方对抗无节制恶化，阻滞日本进一步“大右倾”，阻滞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争取日本少在美国推进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热点问题等，进而争取可行地逐渐地改善双方关系，同时进一步树立中国在对日关系乃至整个外交方面理性、大度和愿意缓和的形象。为此目的，我认为必须重新开通、扩大和规制化中日较高层（副外长级或外长级）外交渠道。具体说来，应恢复副外长级定期会谈，应开始讨论（并且须以足够大的频度）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问题，辅之以军方之间（频度够大的）对话，应实质性减少并严格管控双方在海上和空中的对抗，争取建立相关海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双方还应以审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管控各自的政府声明和言论。另外还应较全面地恢复、便利和促进双方地方层级的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和民间交往。中国应争取“牵住”日本经济界和对华贸易和投资，“牵住”尽可能多的日本民众，争取“煞住”日本民众对华情感严重恶化趋势。中国政府应以稳定局势、缓解对抗的精神影响和引导国内舆论，建设性地改善狭义和广义的公共教育。
中国的“战略大目的”是什么
中国的对日政策态势（特别是对日斗争和批判）有一类重要受众，即中日两国以外的各国政府和各国舆论界，特别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的政府和舆论界。中日争吵，这些国家在旁边眼观心想。面对这类受众，我们在对日政策上一定要本着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凡做事须看环境、讲实效、重结果，高度注意国际舆论对我国有关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避免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
与思维方式的调整和战略政策的调试密切相关，我们应当自问：振兴周边外交和争取显著改善周边关系的“战略大目的”是什么？是历史性地着眼大局、经略周边，以致最终和平地劝使和迫使超级大国美国真正切实地承认中国是战略上平等的世界强国，还是仅仅为了孤立一个一意孤行要与中国对立和对抗的日本？与此相关，关于钓鱼岛斗争，作为一种类比，我们要从哲理层次上明白战争、战役、战斗的区别。战争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场战役起始时颇大程度上出于紧急状态和临时事态，就像当前的中日激烈对抗系由日本政府非法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骤然被挑起那样，因而其中必然有一些与战争的根本目的不那么符合的因素。如何对待这些因素？如何对待这场战役、特别是它起初的那些战斗的利与弊（从“战争大目的”角度来看的利与弊）？如何争取在适当的时候力求使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逐步变得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规划的大问题。其次，中国作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迟早要给出一个对日根本态度的宣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中国能够接受的一个“正常国家”？同时，日本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和伟大的中国？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肯定有助于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