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当前“发展阶段”之所以是“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表明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同时也表明当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格局纠结和演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
突出和频发阶段。因此，检验一项“三农”决策正确与否，要看决策意图，更要看决策后果，看它是否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的增加；衡量一个施政的得失成败，不能仅看它一时一地的经济统计数据，更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和谐推进；评判一个探索和实践是否有推广价值，不仅要看它一地的成效，更要看它的大局、全局效益以及衍生、后续效应。
当前，一些地方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成为一段时间社会舆论的焦点。对于这些探索和实践，总体和原则上，全社会都应该支持和鼓励，但对一个地方的具体做法，则要加强法律和行政的监管，加大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必须以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是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是否增加农民群众权益的标准，来加以评判。比如，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的“并村”和“村庄整治”行动，我们要看到它“富村带穷村、先富带后富”的政治意义，看到它既有利于穷村的脱贫致富、又有利于富村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应，但我们也必须密切注意，在实际操作中，“整治”出来的土地是不是首先作为耕地了？有没有基本“暗度陈仓”为建设用地、并以此规避“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现象？是否存在一方面实际建设用地在增加、另一方面耕地不减反增的“数字游戏”？应该看到，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本地利益最大化、当前利益最大化、甚至一把手政绩最大化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gdp冲动成为根深蒂固的本能，眼睛只看自己任期的几年，一味追求政绩的速成，通过“整理”和“腾挪”土地，制造“经营土地”的政绩神话，而忽略甚至漠视国家和全局的利益，把粮食安全当作中央政府的事，当作农业部门的事，当作粮食主产区和其他地方的事；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当作自己搞建设、出政绩的障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不仅再次强调了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而且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这一政策宣示，必然将对一些地方的“打擦边球”行为、“钻政策空子”做法，具有警示和遏制作用。又比如，一些地方建设“农民新村”，为农民免费或低价提供楼房居室，让农民集中居住，我们当然要看到它对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村环境建设水平的实际意义，但我们要搞清楚，农民群众在住到楼上的“历史性”进程中，权益是否会被悄悄侵蚀？农民世代相传的家园祖屋是否就在这一代消失？延续数千年“独门独院”的传统农居风景是不是就这样被千篇一律的楼房取代？楼房占地只有传统农居占地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以一所几居室楼房换取农户的宅基地，这一交易如果不增加更多而有长远意义的补偿，很显然就是对农户利益的巨大掠夺，而且是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增加农民福祉的名义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
这种做法，有的地方叫“以宅基地换楼房”，有的地方叫“以宅基地换社保”，不管叫什么，我们有理由要问，这一决策，是否考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搬运农具的方便？扛着锄头上下楼虽然是一道风景，但它是急速城市化泡沫中浮躁的漫画，很难说与农村的大环境协调。众所周知，城乡一体，不是城乡划一；农民、市民同权，不是农民、市民一样。农民、农村就要有农民、农村自己的样子，一种与大地和自然相协调的淳朴风格，一种蕴含诗意生活的田园本色。以几居室楼房和作为公民本应享受的“社保”换取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这些地方的政府不仅获得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的美誉，收获光鲜的政绩，而且不排除一种以小博大的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增大了建设用地上的回旋余地，从而规避了用地指标上的限制。而住到楼上的农民肯定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养鸡下蛋，养猪过年”了，农民的庭院经济没了，楼房物业费却可能来了。一减一增，如果政府没提供更高水平的配套保障，则农民增收的形势就更严峻了。建设“农民新村”，如果只是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不如休矣！
农业需要切切实实的保护，农民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村需要长长久久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要真金白银、真材实料，不要花拳绣腿、表面文章，更不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不要打农民宅基地的歪主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