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案件宣判了，许多人都“大失所望”，原来这么大官才受贿两百多万元，于是，网络等媒体发出了一片叹息声：抓的只是一个“小贪官”而已。这其实是这样的错误认识在起作用：官阶与受贿的数额应当成正比例的，否则，反腐败的效果就不好。窃以为，如此认识误区，对于反腐败是相当不利的。
自然，无可否认的是，腐败的程度是与官位的
高低有着一定联系的，因为官位高的人，调动的公共资源就越大，一旦要腐败，一般来说程度就严重些。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铁律。现实生活中，官位低的人，犯罪数额多得惊人的案件也不鲜见，而官位高的人，犯罪数额相对不多的现象，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如果将实施犯罪的人的官位高低和犯罪数额必然联系起来，大官一定是大贪，小官一定是小贪，当然是一种极端的偏见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偏见在当前还很有市场，不然怎么会对陈良宇案件发出不满意的声音呢。
问题严重的是，这样的偏见还存在于一些司法人员之中。不少侦查人员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也常常将被查处人的职务与犯罪数额联系在一起考虑，总以为职位高的人，查处的数额一定要大，否则，案件办理得就不算成功。有极个别的同志甚至认为，对于上了档次的官员，假如查实的数额不是很大，尽管已经够得上追求刑事责任了，还是不宜起诉到法院，否则社会效果就很不好。这些司法人员的认识误区，无疑是受到了存在于社会中的偏见的影响。在现实中，也确实如此，一个大官被查处，结果只有十万元，甚至连十万元都不到，便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结果给许多人产生了社会效果不好的感觉。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出现，获得所谓的良好社会效果，于是，办案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官位和犯罪数额联系在了一起。
这样的做法，是相当有害的。首先，它完全不符合法治原则。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触犯了刑律的，统统要一视同仁地予以处理。我们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哪一条规定了对职务高的人，定罪的数额标准就高一些。在贪污罪、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犯罪主体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不论职务的高低。甚至从酌定情节来说，职务高的人从事贪污受贿犯罪，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高官腐败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显然是与普通国家公务员职务犯罪不可相提并论的。因此，对高官与普通国家公务员职务犯罪，都必须严格依法处理，根据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定罪量刑，绝对不能有任何其他区别对待的做法。否则，倒让人感觉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味道呢。
其次，十分不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一是不利于加强国家高级官员队伍的廉政建设。以为级别越高的官员，定罪的标准要更高一些，这无疑就是对他们的要求更宽松些。这样一来，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不要以为官位高的人思想觉悟就一定是高的，就会将一些腐败行为——尽管按照刑法规定已经构成了犯罪——不当成会事情，习以为常地贪污受贿，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二是不利于普通国家公务员的廉政建设。高级官员的示范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上行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乃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些自身要求不高的人，自然很有理由这样想，难道高级官员可以这样，我就不可以吗。显然，如果这样的潜规则一旦盛行，便会加剧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香港要比我们处理得好多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香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腐败问题极为严重。为了惩治腐败，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港英政府专门成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办理的第一件有影响力和震动力的案件，就是总警司（相当于内地公安厅长）葛柏受贿案。这位实权人物在任时，大肆收受贿赂，涉案金额达四百三十余万港元之巨。案发时，葛柏已经退休回英国，廉政公署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捉拿归案。但是，后来由于无法获得证据的原因，结果只认定了两万五千元港币，被判处了入狱四年的刑罚。这样的案件，用我们的潜规则来衡量，绝对是失败的案件了。与其办理，还不如不办呢。可是，人家却是把这个案件作为廉政公署建设史上十分成功的典型的案件，记载于历史上加以宣传。原香港廉政公署专员罗范淑芬说得好：“很多人说，贪念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要完全杜绝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因如此，廉署与广大市民必须坚决地对贪污说‘不’，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贪污渎职之人，以维护香港清廉的美誉，以及维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确保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总之，在反腐败问题上，在适用法律时，绝对不能区分官大官小，依此“量体裁衣”。无论多大的官，也无论多小的吏，只要触犯刑律了，就必须同样处理，方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走出依官
位的高低来决定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标准的认识误区。否则，反腐败的氛围就是不健康的，就必然会影响到对于高官腐败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制约了整个党风廉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