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和“危机”同自然科学中“熵”的概念内含一致，可以移植并运用“熵”的概念及其相关知识来研究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如果系统的熵即无序性已经增大到临近极限的程度，任何小事件都会突破这一极限，引起系统极度紊乱而不能正常运转，所以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系统的熵即无序性的监控。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既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无序性，带来熵减效应
；也可能增加不确定性、无序性，加速熵增过程。公开公共信．g-，揭露惑众谣言，是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必要前提。应急管理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系统的“乱”象进行快速的治理，将社会系统的“无序”转换成“有序”。为此，有序程度最高的军队的介入、负责维护秩序的政府的主导，以及类似自然界中“自组织现象”的公共治理，都是极其重要的。 从实践层面来看，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多国家(地区)、多层次、多部门综合协同的过程；从研究层面来看，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也是一个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交叉渗透的过程。
笔者曾指出，目前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的学科领域f11，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会风险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失范理论、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控制理论，这些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于描述和解释；应急管理研究、危机管理研究和治理理论，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着重于对策和应用。其中，社会风险研究和社会控制理论，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的过程也从前端的社会风险关注到后端的公共危机，可视作二者兼而有之，其论域部分可归于公共管理学，部分可归于社会学。
本文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拓宽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视野。熵、风险与危机 熵(entropy)，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论、信息论都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物理学概念，指的是无序性、紊乱性。
热力学有两个重要定律。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是守恒的、不灭的，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第二定律则进～ 步指出，能量只能不可逆转地沿着一个方向转化，即从(对人类来说是)可利用的状态到不可利用的状态、从有效的状态到无效的状态转化。熵，就是指这种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被转化作功的能量之总和。热力学的进一步研究阐明，熵是无序的量度，熵过程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所以，上述两位美国学者又将热力学的两个定律用一句简短的句子来表达：“宇宙的能量总和是个常数，总的熵是不断增加的。”
系统论和信息论不仅用熵的概念表示系统的紊乱程度，认为系统越无序，熵就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就越小；而且用熵的概念定义信息量，提出信息量就是负熵。系统获得信息以后，无序状态即熵就减少；获得的信息量越大，无序状态即熵就减少得越显著； 系统无序性即熵的减少，也就是系统有序性和组织程度的增加。系统获得信息以及所获信息量的大小，取决于系统的开放程度。生命系统的开放导致生物的进化；社会系统的开放保证了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风险意味着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危机则是这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转变为现实性以后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的实质就是打破了社会系统的有序性、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强调“风险的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是分不开的”[31； 罗森塔尔(urielrosentha
1)定义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重要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巴顿(lawrence barton)re认为“那些能够预防的‘危机’都只能称之为问题，只有那些无法预知的、被忽视的，且具有颠覆力的意外事故，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危机。”嘲尽管“风险”和“危机”两个概念有着很重要的区别阎，但在其内含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领域，本身就依赖多学科研究的交叉，加上目前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定量处理方面，自然科学都走在社会科学的前面，所以，移植并运用自然科学中熵的概念及其相关知识来研究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应当是会大有裨益的。突发事件：风险→危机
根据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分类，我国现阶段面临四类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l 7l领域的突发事件。这些突发公共事件或日“触发事件”，正是由隐性的社会风险转为显性的公共危机的转折点。常见的情况是，看似十分微小的“触发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危机。
西方流传有一首民谣：
丢了一个铁钉，坏了一只马蹄；
缺少一只马蹄，跌翻了一匹马；
翻了一匹马，死了一个骑马的武士；
死了这位骑马
的勇士，失去了一场战争
的胜利；
失去了这一场胜利，亡掉了一个帝国!
丢了一个小小的铁钉居然亡掉了一个大大
的帝国!但这毕竟太浪漫了。果加里钢铁工人的罢工持续太长，那么即使丹佛市百货公司的一位出纳员那样的人也可能会被解雇。没有钢铁，汽车厂就不能开工。一旦三大汽车制造厂停止或减少生产，那么制造塑料和玻璃的汽车配件工业也必须降低产量。既然美国每六份工作中有一份与汽车工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么减产或停产几个星期，整个经济便会出现衰退。购买力的下降会使到丹佛那家百货商店买东西的人减少，那位出纳员就会因此丢掉饭碗。” 这样的解释非常具有理性，但终究还是一种推理。
而2008年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冻雨雪灾，则充分验证了许多很不起眼的细枝末节，凑在一起竟然酿成了一场大灾难：
时间：2008年春节前， 正赶上每年一度
“春运”高峰，进城民工集中返乡。
地点：不在经常遭受大雪的北方，而在
数十年乃至百年难得一次大雪的南方；因暴
雪和冻雨断电导致铁路大动脉交通中断的
又是在民工最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的北
大门— — 湖南郴州。
铁路：刚完成内燃机机车换电气化机车的改造，铁路运输高度依赖电网。
指挥：冻雨暴雪期间正值南方十多个省五年一度的“两会”(人大、政协)与政府换届；加上中央政府为准备政府换届，调整了负责全国应急管理指挥工作的领导班子，新旧班子的衔接上出了问题。
军队：我国历次救灾中军队都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冻雨雪灾期间发生灾情的地区(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所辖省区) 部队正处于战备状态，以应付台海地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以上众多因素的结合，竟然最终造成农业损失为500 亿元左右， 林业损失570亿元，电网损失200 多亿元，工业损失200 多亿元，加上旅游业、电信业损失，总计损失在1600亿元左右， 对全年gdp增长率的影响为o．59个百分点。
放眼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三大危机同时进发，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后果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小小的触发事件会引起大大的公共危机，盖因为社会系统中的熵即无序性已经增大到了临近极限的程度，任何小小的事件都会突破这一极限，引起社会系统极度紊乱而不能正常运转(见图
1)。
这一动态模型可以被用来广泛解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类突发公共事件所引起的公共危机，尤其能够很好地解释社会安全领域群体性突发事件所起的作用。群体性突发事件之所以发生并引起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危机，皆因为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矛盾增生所积累的社会风险已经使社会系统中的熵即无序性演进到了临近极限、一触即发的状态。即使没有人加以组织，即使一些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也会在瞬间爆发一场“无组织一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产生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既如此，我们就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系统的熵即无序性的监控，这往往就需要密切关注突发事件、孕育环境、社会冲击场及其相互关系 ；或日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受灾体之间的互动。
信息：导入负熵
根据系统论、信息论的原理，一个封闭系统总是处于熵增的过程中，但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特别是信息的交换，就可能出现熵减的效应。输入的信息量越大，熵减的效应就越明显，以至于信息量成了熵减的度量单位，即信息量=负熵。不过，这里的信息及其信息量，都是特指能够导致不确定性减少的信息。
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特别是有了国际互联网以后，海量的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良莠混杂。因而，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既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无序性，从而带来熵减效应，防止社会风险转化为公共危机；也可能增加不确定性、无序性，从而加速熵增过程，使得社会风险得以借助微小的触发事件瞬间导致真正的公共危机。 14 时52分52秒，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快讯：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14 时55分49秒，新华社再次发出消息：北京时间5月12 15 14 时28分， 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6级地震。半个小时后，震级被修订为7．8级。5月18 日又修订为8．0级。
通过大众传媒， 人们看到：16 时40分，温家宝总理乘飞机离开北京，赶赴四川指导抗震救灾。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当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就在四川灾区一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 还是通过大众传媒，人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物资、资金源源不断地到达灾区；灾区人民受灾的惨痛损失以及战胜灾害的坚强意志；救援人员在灾区一线解救被困群众的感人事迹；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友人的解囊相助?
在整个抗震救灾期间， 在全国范围内，人们没有惊慌，社会稳定，民情奋进；没有冷漠，大家都在各尽其力，默默奉献；更没有怨恨、牢骚，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当然也不乏后一类的典型案例，如2008年6月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事件。该事件起因于一起极简单的女中学生不幸溺水死亡，由于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不及时、不透明，加上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严重介入干群矛盾，失去了广大群众的充分信任，结果一时谣言四起，什么“女中学生是被强奸的”、“强奸者是副县长的儿子”、“女中学生的叔叔被公安人员打死了”等等。这些谣言起于互联网络，扩散到现实社会，而当地政府及媒体却集体“失语”，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游行，别有用心的黑帮分子乘机对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产
生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后果。其后，贵州省委书记带队亲临瓮安调查处理， 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案件处理的相关信息。终于，谣言止于信息公开，真实、公开、透明的政府新闻发布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事态渐渐得到了平息。
那么，为什么各个大众传媒(以及背后的各级各地党委、政府)会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信息披露采取如此不同的态度呢?除了可以用各个当事人的素质、利益以及各自特殊的社会背景、触发原因等个性因素来解释以外，也不可忽视以下的共性因素。在国务院公布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前三类基本上属于“外在风险”(external risk)，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属于“内在风险”(internal risk)，外在风险的处理难度通常要小于内在风险；按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克兰特利(enrico l．quarantelli)的理解，前三类基本上属于“一致性危机”(consensus typesof crises)， 在危机过程中当事各方对于局势涵义的理解，对于当下适合采取并优先采取的规范与价值等存在着认识上的一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属于“分歧型危机”(dissensus types of crises)，即危机中的当事各方对于局势、后果与解决之道的认识往往形成鲜明反差(sharply contrasting)㈣。正因为如此，前三类往往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到当事人的责任，而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常常涉及到相关当事人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前三类往往不会对社会结构、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冲击，而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常常会危及到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对前三类突发事件，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和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公开报道，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则倾向于不公开、不报道。
为何不公开、不报道负面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呢? 人们往往会给出这样一个似乎很专业的理由：负面事件公开报道以后，会产生正反馈，即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但是，透过汶川大地震的公开报道，透过瓮安事件前期的“包包掩掩”、后期的“公开透明”，透过其他许许多多的相关事件，都反复证明了：具有负面效应的事件，你越快地进行公开透明的报道，就越能够止住谣言，得到的反馈结果就越是正面的；相反，越是隐藏、捂盖子，谣言越会不胫而走，搞得纷纷扬扬。因此上述理由实际上并不成立。此外，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指责：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 ? 既然我们想让群众不要因不明真相而误参与很多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不更早地通报信息，让这些群众明白真相呢?!所以，公开公共信息，揭露惑众谣言，使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是减少乃至消除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必要前提。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删除了原稿中关于“新闻媒体不得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意在限制“部门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确保相关信息在最大程度上的共享。当然这里所讲的信息，既包括风险和危机真相的信息，也包括管理者已经如何行动、社会公众应当如何行动的信息。公共危机治理：变无序为有序
“如果没有外界作用，那么物体是不会自动趋于井井有条的状态的。每个打扫过房间或在办公室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东西不加收拾，那么它们就会越来越乱。而要使物体重新归于秩序那就又要进一步花费能量。”
热力学考虑的是封闭系统，它只能与外界交换能量，不能交换物质。而生命系统却是开放系统，它不仅能与外界交换能量，而且也能交换物质和信息。生物通过从周围环境摄取自由能量和物质，能够朝着与熵的过程相反的方向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欧文·施罗丁格曾经说过，每一个生物的生存都必须“不停地依靠它所在环境的负熵? ? 一个有机体赖于生存的是负熵；它不断地从环境中摄走秩序” 。
社会系统也是开放的，它与外界不停地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保持自身的活力和有序性。为了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社会系统除了需要输入信息以外，还需要不断地输人物质和能量。一旦因突发事件而引发公共危机以后， 大小范围不等的社会系统便陷入了无序状态，这时向其输入物质和能量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陷入无序状态的社会系统往往极度缺乏维持其存在、更遑论恢复其有序状态所需要的相关物质和能量。
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危机出现以后的社会系统可用一个字“乱”来概括，“乱”就是“无序”!应急管理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系统的“乱”象进行快速的治理，即迅速地将杂乱无章的社会构成要素“组织”起来，将社会系统的“无序”转换成“有序”。当一个社会系统自身已经乱而无序之时，唯有依赖外在的秩序强行将混乱的系统重新纳入有序的轨道，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介入就显得及时而又必要。 其次，政府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现代社会的政府，大多采用“科层制”(bureauerary)an以组织和运行。在公共危机发生以后，可能导致局部范围内的科层制政府的运行瘫痪，或是其管辖下的资源极度匮乏，这时就必须依靠更大范围内政府的有力组织和有效运行。仍以汶川i大地震为例，灾后重建、恢复家园、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仅仅依靠四川i省自身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5月26日，党中央作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的决定；5月27日，国务院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
灾县， 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于是，北京一什邡；上海一都江堰；山东一北川；广东一汶川；江苏一绵竹；浙江一青川? ? 过去相隔遥远的它们，今天已经密不可分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