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篇一
属于人才缺口比较大的专业之一，扬州毕业的该专业学生就业率达100%
【分析】机械行业的人才强调技术性。企业希望招聘到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理论知识，懂得思考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希望到外企工作的学生，除了专业知识要掌握好外，管理、销售等方面的能力也不可忽视。
【发布】化学及化工专业属于人才缺口比较大的专业之一，2007年扬州本地毕业的化学化工类专业毕业生供求比例达到1：3。
【分析】该行业对人才的技术性要求较强。需求职位中以技术类、销售类、管理类职位为主。从行业来看，该专业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化工业、能源业、医药、生物制药业以及环保业，附加值高的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制造业等也都需要大量专业人员，由于对专业技术要求高，毕业生2-3年内转行的较多，人才相对缺乏，所有市场对此专业人才需求量都大，可以说，有此专业经验的，5年内不愁找不到工作。
【发布】建筑工程专业属于人才需求缺口比较大的专业之一。
【分析】建筑企业对人才的硬性指标要求不严格，比如给排水、工民建、施工管理、概预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专业方向的学生，每年都被建筑施工公司大量吸收，但由于受工作环境的影响，人才流失相对较多。
【发布】营销类职位是目前招聘类别中热点之一，企业急需的是有技术类专业背景的营销类人才。
【分析】国内销售人员可分为高级营销人员(如销售经理)、一般销售人员，多为客户代表、推销人员，包括商场售货员和挖掘客户的推销人员和兼职销售人员。但，这些毕业生需要技术类专业背景支撑自己从庞大的营销队伍中脱颖而出。
【发布】除了扬州本地大量需要此类人才外，苏州、上海等苏南地区也迫切需要具有理论和实际动手能力相结合的专业人员。
【分析】扬州技师学院宣传处陈处长介绍，随着近年来扬州光辐(伏)产业的发展和中科院在扬州建立车用电子产品研发基地，电子装配专业正逐渐升温，市场不光需要具有专业理论的人员，更需具备熟练应用、操作技术的相关人才。不仅扬州本地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增大，苏州、上海等地的企业也提前进入校园招揽人才。这些专业每年的毕业生都供不应求，绝大部分提前一年就进入用人单位见习，毕业后可与企业签订长期用工关系。
【发布】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扬州很多单位已开始预订这类人才。
【分析】目前各企业对自身的形象越来越重视，并逐渐意识到，要加强企业与客户之间一对一的交流，因此专业的服务热线应运而生。陈处长介绍，一般的企业客服人员称为呼叫员，而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则被称为电话咨询师，仅扬州地区，该学院就已接到了3—5万个培训任务，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陆续来预订毕业生。目前，扬州广陵产业园也正在建立呼叫基地。
【发布】不少高校都设有物流管理专业，但一般着重培养的是管理型人才，而市场每年对管理型人才的招聘很有限，更多的是需要在基层从事操作的人员。因此，物流操作员在每年的招聘中格外受宠。
【分析】目前比较先进的企业正逐步向零库存迈进，这不光对物流管理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专业要求，也要求最直接的物流操作员有更高的能力。相对于物流管理人员，物流操作员的需求量更大。因此，受过专业物流操作培训的毕业生凭借上手快、胜任物流各个环节操作，而被相关的用人单位大量吸收。
【发布】扬州造船业发达，对焊工专业的人才需求量很大，再加上外地企业的定向招聘，毕业生几乎供不应求。
【分析】焊工不仅是普通概念中的焊接，还包括特种焊接。其专业性非常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才能胜任。根据往年的经验，因该专业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报名的人数也比较少，所以，该专业毕业生很抢手。
9.旅游、外事服务： 第三产业就业面宽
【发布】就业面较宽，机场、火车站、企业前台服务、接待等都为该类人才提供了就业的岗位。
【分析】扬州市旅游职业学校副校长王慧勤介绍，第三产业提供的岗位流动性大，人才缺口也很大。所以，毕业生自身有很大的选择性。除去专业比较对口的机场、火车站的岗位外，企业所需的一些接待服务工作也比较青睐于招聘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毕业生。但，这类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要不断提高自己，才能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
我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篇二
中国现阶段农民的就业及增收
沈德理
【摘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充分受益的现代化。其表现至少包括：改革和发展利益分享、就业扶助的权利平等等。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必须重视通过制度建设，不断解决数亿农民的就业与增收，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和繁荣。
【关键词】 制度；农民；就业、增收
农民的就业与增收从宏观上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从微观上关系到亿万群众的生活幸福。本文采用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指出促进农民的就业与增收是政府现阶段的重大任务之一。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所导向的制度转型影晌①，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制度、结构、集体行动、公共选择等主题上面，更加强调国家、制度的自主角色②在农民就业与增收问题上，需要政府进行制度支持以使农民无限的致富热情转变为生活富裕的现实。
一、社会安全发展：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回头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农民特别是农民问题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农村包围城市”，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0世纪50年代，以“农业支援工业”，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农民服务市民”，仍然沿袭着传统中国以来的城市与农村二元发展格局。在中国成功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时期，在取消农业税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成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块短板。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如何促进中国的农业发展，仍然成为21世纪中国政府必须充分重视的重大问题之一。这是因为：
(一)这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与安全的重大问题
我国现在是一个高速发展着的现代化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地区、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大国，一个人均耕地少、自然灾害不断的农业大国，而又以农民人口之众和全国人口之众，决定了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工作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会在迷茫中持续徘徊。当前的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农民收入低，农民就业问题严重，相比较城市农村经济发展仍然迟缓许多。尽管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且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但是，传统条件下长期形成的农村与城市分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伴随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当前三农问题的切实有效的解决。
(二)这是一个事关亿万农民群众劳动权利和致富前途的重大问题
农民阶层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农业发展，离不开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农民的非农化。所谓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愿望的人参加社会劳动，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劳动者同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或提供劳务，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从事有一定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工作的人员，称为就业人员。在有的国家，雇主、自营人员和家庭工人(即协助家庭经营企业或农场而不支付报酬的)也算就业人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农民就业”这个词语的，农民生来就是种地，靠天吃饭，然后交农业税、交公粮。而实行“以人为本”，就必须关注和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劳动权利，促进农民不断致富。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城乡现代化的人、财、物的流动、城镇化的大规模启动，在经济政策上的“工业反哺农业”、让“全体人民群众富裕”的政府施政的价值取向随之明晰。
二、制度基础与实践创新：农民就业与增收的关系与就业的两种主要途经
(一)农民就业与增收的关系
农民就业与增收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业问题是根本。《中共中央国务院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做好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民增收较快增长工作。仅从其逻辑语义来看，农民就业是最根本性的问题，它是农民收入增加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农民就业问题是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并且，这一问题与我国未来十大问题中的首要两大问题高度相关(排在第一位的是就业问题，农民问题排在第二位)。其后，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十二五规划等，都对现阶段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专门性的阐述，把它作为本届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农民就业与增收状况已今非昔比，它已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扩展、和城乡互动联系在一起。根据考证，“导致家庭收入、人均收入和劳均收入之间差距的因素首先是非农劳动力的数量，其次是否从事农村兼业；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在山村的家庭之间显得比较平均。因此，要想显著地提高家庭收入的话，最快速的途径就是农民的非农化，在农民不能够非农化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从事农村兼业的生产。”③
(二)政府引导农民就业的两种主要途经
1、支持就地就业和就地转业就业。关于就地就业，第一、优先安排扶持资金，对返乡创业人员参与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环境改造等新农村建设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鼓励农民到集镇从事二、三产业，对在集镇建房落户的，优先提供宅基地，除有明文规定收取的费用外，免收其他一切费用。第二、对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小额贷款，并逐步建立小额贷款贴息政策。对在农村主要从事商业零售和修理服务等经营活动的流动商贩，以及在集贸市场或政府指定区域销售自产自销农副产品的，免予工商登记或收取各项工商行政管理费。第三，同时做好加大就业援助工作。把返乡农民工纳入就业援助范围，全面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要将家庭困难的农民工作为重点援助对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每一位重点援助对象免费提供职业指导，为农村“零转移农户”提供转移培训、岗位信息等服务，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努力实现农村“零转移农户”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或转移就业。
关于就地转业就业，第一、通过加大对农村人员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主要包括对酒店、餐饮、家政服务、会展策划等行业，开展岗前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结合新兴农业发展需要，开展海产养殖、家禽养殖、反季节瓜果种植等农业新技术的培训；结合大项目大企业需要，开展保安、电工、保洁等公益性岗位的岗前培训等。第二，积极拓展转移就业渠道。要组织开展当地就业岗位信息专项调查活动，摸清辖区内各类企业和新开工项目的用工需求。统一组织开展返乡农民工与就业岗位对接活动，促进返乡农民工在各地转移就业。加强省、市、县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各种劳务协作和劳务对接活动，不断扩大转移就业机率。第三，立足资源优势，创新就业门类。比如，利用田园景观和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结合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及农村生活，大力发展以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休闲农业，积极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并由此发展出城乡共享的新型产业：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园区等，结合农业生产经营、农村文化及农村、农民生活习俗，为游人提供休闲、观光、度假、体验、娱乐、健身及教育、推广、示范等多种服务，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新农村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新型农业产业。
2、支持城市就业。通常的做法主要有：第一，社保：逐步将社保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
险体系。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外出务工稳定的农村劳动力，采取以出让承包土地换取社保的方式，确保他们老有所养、安居乐业。同时，对在城里工作，但不想放弃家里的土地和房子，政府也将给予充分保障，允许外出务工农民依法对其承包土地进行转让、转包、租赁、出租或作为资本入股，使其得到应有的土地收益。对迁居到县城、集镇和中心村集中居住的农户，其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由集体经济组织置换、流转或用于公共设施等项目建设，它的收益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集体经济发展和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行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并将其作为工程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农民工可自主选择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第二，户籍：户口进城退出土地，可获一次性奖励。深化完善城乡一体化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条件，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使其逐步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对进入城镇的重庆籍农民工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居住证。对职业稳定、有合法固定住所，并将全家户口转移到城镇，退出承包土地的农民工，可给予一定奖励。农民如果把户口迁到市外去的，有条件的区县可对户籍迁移到市外的农户给予一次性补助。城乡户口逐步统一。第三，子女教育：纳入输入地教育发展规划。为解决农民出来打工的后顾之忧，帮助管理好“留守儿童”。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输入地教育发展规划，明确农民工子女接收学校，并按照实际在学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子女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以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第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就业，避免大规模经济性裁员。制定适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劳动合同文本，督促和指导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餐饮、加工等行业的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对于薪酬、工伤等重大纠纷中涉嫌违法的，司法机关要依法介入。
三、制度完善和国家后续支持：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和历史经验
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就全国而言主要是：
一、粮食收入；
二、经济作物收入，如油料、水果、蔬菜；
三、畜牧业收入；
四、外出务工收入：
五、乡镇企业务工收入：
六、政策性扶持。对于农民增收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各级党和政府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围绕增加农民收入采取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强化生产指导，开展培训和信息服务，抓好救灾防灾，为农民收入增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二，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实施力度，尽快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推广优质小麦、优质早稻、优质专用玉米和“双低”油菜面积等，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农民收入增长。第三，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这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各地围绕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普遍加强了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建立“绿色通道”，取消不合理收费，开展促销活动，加强信息体系建设，促进了农产品流通。第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今年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向农业倾斜。要提高农业投入在国债投资中的比例。调整投资结构，在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六小”工程的基础上，增加沃土工程、旱作农业和小型农机具的投资项目，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第六，全面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第七，按照“合理引导，公平对待，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搞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管理和服务，取消一切不合理证照收费和种种歧视性限制，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努力实现农民工的充分就业。第八，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扩大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服务领域由主要支持粮食收购转为重点支持粮食生产体系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建设，服务对象由主
要对国有粮食收购企业转向对农村专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商业性金融机构凡从农村吸收存款的，要确定适当的比例用于农村，切实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
(二)保障农民增收，必须继续重视解决的若干事项
第一，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严禁行政违法调整。必须坚决制止以行政手段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的行为，目前要解决农民二轮土地承包是否全面到位、乡村组织出面包揽土地流转和土地流转不规范问题；不再搞重新分配；农民对承包地有继承、转让与出租自由的权利。
第二，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建立耕地保护地方首长责任制。一定要坚决禁止违法侵占、破坏和污染耕地的行为。尽快出台新的土地征用办法，将公益性占地和经营性占地严格分开，经营性占地要退出政府征地范围，一律按市场规则运作，公益性占地要提高补偿标准，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第三，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解决征用补偿标准过低问题。在执行目前补偿标准时就高不就低；通过法规提高补偿标准，使农民分享合理的土地增值利益；房屋拆迁补偿，要使房屋征用地段的土地补偿和建造同样等级住房所需建材、工力以及搬迁、安居等方面精力耗费和损失都得到足额补偿；补偿到位和已往征地款项的清欠。
第四，妥善处理征地收益管理和失地农民的安置。对土地转让收益，不论农民选择何种发展道路，产权都应明确落实到人，以利农民创业增收。对失地农民要提供就业培训与相应出路，并以部分补偿费纳入城镇居民同等社会保障待遇。
第五，做好农村低保的申领和核查，将惠民政策落实到实处。要认真对待“关系保”泛滥，而真正的困难户仍累累被拒之门外的问题，将党和国家的关怀送达每个贫困户，做到“应保尽保”。对申请低保的贫困户，村民小组必须讨论决定，并进行两次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对弄虚作假的现象要有监督和纠正措施。
注 释
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33、34、38、39页。
②樊红敏，贺东航：《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检视与拓展》，载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③刘金海：《山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社，2007版，第191页；刘金海：《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载于《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我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篇三
简析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及对策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则是收入问题。当前，农民增收困难已经到 了非常严峻的地步。造成农民增收 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还没有从根拳上得到改变。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具体原因包括内层体制不活，外部环境不畅，农民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等。因此应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努力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
关键词：农民增收 原因 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当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正源于此，找准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原因与对策已迫在眉睫。1 当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具体表现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据测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 30年里，农业部门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工业提供了5 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高达 12 319．5亿元；进入 20世纪 90年代，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 l 000亿元以上。另外，虽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总量在不断扩大，可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26％、10．i5％、9．49％、9．20％、8．43％、8．82％和 8．30％，这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极不相称。“中国的社会转型就其实质而言，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由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化过程”。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这种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所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民增收难的局面。
1.1 土地流转难农民普遍存在着固守土地，过分依赖土地的思想，土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不利于搞规模经营，从而难于提高效益。
1.2 结构调整难农民最看重的是既得利益，在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中顾虑重重，在进入市场过程中怕担风险，怕受损失。
1.3 资金积累难大多数农民单纯依靠土地生活，这样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积累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进而使科技推广示范也不能深入。
1.4 劳力就业难土地的分散经营与农村人多地少的现状形成直接的矛盾，产生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由于缺技术，缺资金，缺信息，很难及时就业，形成一个隐性失业群体。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原因
2.1 内层体制不活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原因这种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城乡分割，一方面是城市发展以控制农村为代价，工业发展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直接造成目前依然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从而导致农民增收缓慢。另一
方面是施政者在工作中注重追求显性政绩，重工商业而轻农业，重城市而轻农村，重城市居民而轻农民，这就更加剧了城乡差别，致使农民增收也愈加困难。
2.2 外部环境不畅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直接原因这主要体现为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排斥集约化大生产，导致农业生产的市场体系不健全，信息服务体系不到位，科技推广体系不紧密，农产品买难卖难现象突出。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地区主导产业不明晰，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基地等环节不配套，缺乏拉动作用。信息服务不到位导致农产品生产处于无序发展，自由竞争状态，产业信息平台作用不能发挥。科技推广体系不紧密表现为农科研相脱节，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无法组织实施，致使产品质量和档次无法适应市场需求。
2.3 自身素质不高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特殊原因由于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生活条件的限制，其自身存在着思想观念落后，组织化程度差，科技文化水平低等诸多不利因素。思想观念落后导致农民不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新思想，存在着固守田园，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农意识。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民个体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无法把握市场形势的变化，无法承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科技文化水平低导致农民不容易掌握新技术，推广新成果，采用新方法，这些因素的叠加又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
2.4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转移困难。致使农民非农收入减少
2.4.1 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小，难以实现规模经营。l0多年来，在劳动力供给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的用工量不断减少。这种农业的小规模与小生产伴随的是低技术和低劳动生产率，使农民收入下降。
2.4.2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使农 民非农收入减少。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相应减弱。同时，乡镇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也进行着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出现了资本增密的趋势，这就直接降低了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1980—1998年，乡镇企业对资有增加值的就业弹性为0．36，1991—1996年降为 0．19；1980～1988年对固定资产原值的就业弹性为0．65，1991 1996年降为0．21。农民乡镇劳动收入也急剧下降，1990—1996年，农村居 民的乡镇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6．1％，而 1997年下降为l1．1％，1998年则为 4．72％。
2.4.3农民工大量回流，使农民企业劳动收入下降。20世纪 80年代以来，“民工潮”出现，大量农 民涌人城镇择业，当年人数高达 61130万，企业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渠道。但 目前在宏观经济紧缩、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倒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农 民工也自然先期无工可做而“下岗回乡”，这样农民收入就受到直接影响。1990～1996年，农村居民的企业劳动报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26．6％，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 1997年，农村居民的企业劳动收入仅增长了15．9％，1998年则下降了 1．3％。
3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的对策
针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战略，做好农民增收大文章。
3.1 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农业是基础产业，更是弱势产业，需要承担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农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市场调节，而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那么支持和保护农业首先就是要落实好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真正把粮食补贴，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对农业的补助落实到位，不能出现“中梗阻”现象，以此来调动农民积极性，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其次是要认真做好科技下乡工作，通过搞好信息发布，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等多种措施培训农民，提高他们的素质，实现增收目标。再次就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和土地整理等项目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实现稳产增产创造条件。
3.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农业产业化其实质就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与外部市场的直接对接。如果我们把农业产业化看做是“龙”型经济，一方面可以说市场是龙头，农民是龙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农业企业是龙头，产业基地是龙尾，无论哪一方面，连接龙头和龙尾的龙身都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或者协会。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就是要在龙头企业，市场，专业合作组织，产业基地和农户中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这就需要：一是要理性地确定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并建立稳定的产业基地；二是要依托主导产业建设龙头企业，就是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专业分工细化产业集群，实现加工转化增值，这实质也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三是要建立专业合作组织或者协会，连接起整个链条，最终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3.3 努力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农民就是富裕农民。国际上衡量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各个国家（地区）劳动力的20%以内，像美国为3%，韩国为12%，台湾为10%，我国目前则为78%。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转移可以说任重而道远。而如何转移劳动力呢？那就是坚持走小城镇建设之路，这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它立足于我国人口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的实际，把城市的拉动力与农村的原动力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膨胀城镇人口，发挥聚集效应。而进入小城镇后其闲置的土地可以搞规模经营和流转，这又为产业化经营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原始积累，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3.4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抗灾保收、确保农民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其农业投资需求的增长大大快于农业产值的增长，农业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我国是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北方地区冬春季节时常发生雪灾、沙尘暴，华东地区、黄淮地区春季经常发生干旱，而华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又经常发生水灾。因此，应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显得不足，严重影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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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春芬．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o6．
我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篇四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我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篇五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