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现代作曲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莫基者、我国国歌的作曲者。 聂耳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遗产。
他生前作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打长江》、《铁蹄下的歌女》等三十余首。《翠湖春晓》等器乐曲四首。
这些作品，有写煤矿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和筑路工人的，有写农民与旱灾作斗争的，还有以农村姑娘、牧羊女和歌女为题材的，也有写青年学生、少年儿童、报童生活的。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内容，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时代的最强音，对团结人民、鼓舞斗志，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表现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不可战胜的《义勇军进行曲》，它的每个音符，每个乐句，仿佛都蕴藏着千钧之力。这首歌，在风雨如磐的黑夜，象黄钟大吕激励亿万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往直前；而今，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响彻祖国大地，激励着我们历尽重重艰难险阻，走向繁荣富强！ 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
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
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象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
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
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
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
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
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
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
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
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30年夏，十九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
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
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
193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 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
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
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
……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932年1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
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
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木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
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
十
五、六岁起，他一直满腔热悄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之中，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和了解。但每当进行创作时，他又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积累，而要根据创作的具体内容，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
写《新女性》这首歌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钟头赶到沪西纱厂，观察和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边的码头，观察和厂了解搬运工人的劳动情景，倾听他们的苦难呼声，认真记录下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然后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聂耳努力在生活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生活，由表及里地认识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使他的作品能那样生动地刻画出各个阶层不同人物的典型情绪和典型性格。 聂耳对创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歌曲《开路先锋》的歌词开头有三个“轰”字，轰字后面紧跟着有几声笑声。歌词作者孙师毅告诉聂耳，他的创作意图是：三个“轰”字是想表现要轰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笑声表现出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聂耳为了写好这个进行曲，体会词作者意图，反复进行构思。
一天，聂耳整夜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用各种不同的哈哈大笑声，来进行比较选择，住在他楼下的房东，以为他发了神经病，第二天就撵他搬了家。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的音乐创作，以崭新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鲜明生动地塑造了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工农群众的战斗形象，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聂耳在艺术上的创新，是立足于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又与批判地吸收外国音乐的创作经验相结合，因而具有新的气质，但又不脱离民族音乐的传统，真正做到革命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
聂耳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同他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刻苦钻研艺术技巧分不开的，理论修养的提高，使他确立了正确的创作思想；刻苦钻研艺术技巧，又使他获取创造性地运用音乐手段的自由。他第一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
在聂耳的作品中，看个到个人的感伤、颓丧、忧郁和失望，只有充满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对人民的深挚的爱。即使是象《铁蹄下的歌女》这样描写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也仍然是悲伤而不绝望。
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电影艺术》是上海左翼剧联主持的一份电影理论刊物，聂耳所写的“短论”，虽然只有几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犀利，击中要害。
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聂耳批评《芭蕉叶上诗》这样庸俗低下的歌舞，“简直不成东西……当中所加的对话，更是乱七八糟。”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青乐界的权威、自己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末，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
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我酝成了火灾（指我作的流行曲泛滥不可收拾）……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中国另一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洗星海曾写道：“聂耳的创作精神和不断的努力是中国一般青年音乐家中我最佩服的一个……我被他的大众歌声所感动。
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鼓励、希望。”中国许许多多后来的优秀音乐家、艺术家，是沿着聂耳的道路前进的。
聂耳不幸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溺水逝世，当时留日学生和华侨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大虚几经辗转，将骨灰送回上海。
1937年8月，由聂耳胞兄聂叙伦接回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晓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石碑。
1954年聂耳墓重修时，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刻石树碑，以代徐碑。旧墓地，虽周围景色佳秀，但比较狭窄，春城人民一再要求重建聂耳墓。
1980年5月，在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聂耳骨灰迁葬个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新建墓地。这里地势宽敞，层林叠翠，是聂耳生前喜爱的地方。
聂耳新墓地设计新颖别致，整个墓台象一把琴，显示了墓地长眠的是一位握琴为人民歌唱的人；墓前有二十四级台阶，象征聂耳终年二十四岁；台前砌有七个二尺见方的花坛，寓意歌谱的七个音符。石碑竖立在墓台琴盘的正中央，石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的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九个大字，背面是郭老撰写赞誉聂耳的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
间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镌刻的碑文原无标点）。
基台的最后面，还竖着一座由七块乌亮的大理石拼成的墓碑。上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九个白色大字，庄严而肃穆。
每年2月和7月，在聂耳诞辰和逝世的日子里，前来拜谒的人们，把一束束鲜花献在墓前，呼唤着他的名字，咏唱着他生前谱写的歌，久久不愿离去。 大海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但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的歌，将世世代代传唱下去，激励人们去建设和斗争！ 在聂耳“终焉之地”藤泽市，各界友好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人民音乐家，表达日中两国人民的情谊，1949年11月，在藤泽市市长叶山峻的双亲倡议和该市各界人民、华侨的积极参加下，开始了建立聂耳纪念碑的募捐、筹备运动。
叶山峻市长的父亲叶山义三郎、母亲叶山冬子，在生前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日中友好。 经过日本朋友的努力，1954年11月1日，纪念碑建成完工。
不幸的是，在1956年第二十七号台风袭击下，这座建在海滨的纪念碑流失了。 强台风损毁了纪念碑，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日本人民对聂耳的怀念，是什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1963年6月1日，又成立了以藤泽市原议会议长山仓吉为会长、叶山峻为事务局长的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开始重建聂耳纪念碑，并于1965年建成。 耳形的聂耳纪念碑坐落在引地川流入太平洋的鹄沼海滨。
原纪念碑为铜碑，重建时改用花岗岩雕成，平放的耳形纪念碑，衬以长方形的大墓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晶莹、明净。纪念碑四周，绿草如茵，繁花簇锦，犹如聂耳安详地静卧在花草丛中，侧耳倾听着大海的阵阵涛声。
纪念碑人口处右侧，立着一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聂耳终焉之地”六个笔力道遒，蕴意隽永的大字，是郭沫若1965年7月17日亲笔题写的。左侧立着一块刻有介绍聂耳生平事迹的石碑，碑文字体秀美而富有功力，刻工十分精细，是由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文，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先生手书的，秋田是聂耳在日本结识的不少朋友之一，他在碑文中写道：“聂耳在暂短的二十几年生涯中，歌唱中国人民的劳动，留下了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他作的曲。
听吧，聂耳为亚洲解放的吼声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际！” 每年7月17日这一天，聂耳纪念碑保存会、湘南日中友好协会和藤泽市各界朋友、华侨，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保存会印制了聂耳纪念帖，帖中有聂耳的照片、简历。
国歌曲谱、郭沫若的题词，由秋田雨雀撰文，丰道春海书写的碑文，还有叶山峻写的纪念文章《聂耳与我》。保存会还特别制了银白色的聂耳纪念章，以示爱戴。
怀念聂耳之心，体现了日中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