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迅速发展，随着大批高学历年轻人的加入，随着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上海市的民主党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
（一）上海市民主党派成员的新变化新特点
80年代以后加入党派的新成员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相比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价值观上更加注重自我，讲求实效，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有所提高；参政要求持续增强；部分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有所减退。
1、价值观之变迁。与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相比新成员之价值观有明显之变迁，表现在：
1）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讲求实效。
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恰值战争时期，革命形势使其养成了时时处处将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无私奉献之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具有单一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而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尊重与彰显个体之利益，市场经济就是靠市场主体之利益追求驱动的。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更能敏锐把握社会经济之发展趋向，他们的竞争意识更强，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注重知识的商品化，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追求将个人待遇与对社会的贡献紧密结合起来。
2）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养成了凡事都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而新一代已经摆脱了这一思维模式，他们凡事注重实效，十分憎恶形式主义，行为灵活务实。他们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富有改革创新精神，遇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考虑问题，并开始用全球化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仅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自我价值之实现，还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享受，追求居住生活之环境，追求社会环境之优化。
3）独立自主倾向增强，重独立思考。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习惯了“听、跟、走”，善于政治表态。而新一代成员的独立思考意识在增强，他们在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层面没有异议，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某些党派成员具有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某些党派成员在“法轮功”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党派成员在反腐败问题上没有信心，有些党派成员在对对日外交政策上有意见，有些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满等等。
2、新一代党派成员政党意识有所增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民主党派在实际中的角色是学习改造，它没有参政议政之法定地位，又由于各民主党派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成员的政党意识不是太强。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各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参政党，并于1993年将民主党派的地位写入宪法，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有所增强，近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到来，年轻的民主党派成员对国外的政党制度越来越熟悉，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更趋增强，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分化也日渐突出，这也更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的政党意识。民主党派政党意识的增强可以从提案由先前的党派成员个人行为逐渐转化为整个党派的行为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上看得出来。3、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能力有所提高。
由于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学历高（他们之中硕博士的比例越来越高），眼界开阔（他们出国机会很多，与海外联系密切），熟悉现代民主政治的运做，而且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很熟悉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意见要求建议，他们能准确感知自己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所在，并且还具有将其意见和利益适当整合表达的能力，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国家大事，信息渠道多元，获知政治信息快速迅捷准确，他们的知政参政能力大为提高。
4、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
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利益分化日益凸显，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参政的愿望自然有所提高，随着其参政能力的提高，政党意识的兴起，其参政议政的要求必然高涨。中共的统战政策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写入宪法使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要求的提高成为现实。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不仅要求政治安排，还要求实职安排。还出现了个别党派成员一旦政治安排不到位就退出党派的现象，甚至还有政治安排不满意也要退党的现象。
5、部分新一代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都有所减弱。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还是基本认同的，但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实际接受程度上都比不上老一辈那样深刻与彻底。某些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本党派历史不是太清楚，也根本搞不清本党派的宗旨与任务，并且加入党派也是被动加入的，因此对本党派的认同感不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以党派为荣，而部分新成员认为党派应该以自己为荣。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共具有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共产党培养”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国各级党组织主动合作，配合默契，而现在部分新成员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政党就应该具有自己的党纲和独立的政治立场，部分新成员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共党组织主动配合的意识不强，甚至个别年轻民主党派成员难以与本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合作配合，部分党派成员已没有了“共产党培养”这一概念了。
（二）、上海市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新变化、新特点
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不可避免的给党派组织带来变化，而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更是给民主党派组织层面带来直接的变化。
1、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1989年以前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定位是“诤友”、“友党”而到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将各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随后写入宪法。相应的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营地，一跃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逐渐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政治职能。中共统战政策的变化为民主党派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的大大提高，政党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要求的持续增多使这一职能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2、成员发展的机制有了变化。
1）各党派吸纳成员的吸引力的内容重心有了变化，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是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是各民主党派的追求民族解放与民主进步的宗旨与党纲吸引了他们加入。而解放后加入的成员有一些是追求进步但又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能加入中共，退而求其次加入民主党派学习改造，寻求进步。文革后加入的一批中有些人只是为了落实政策。现在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认为加入党派后多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多了一层社会保护膜，多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多了一个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个参政的机会。其中有些人是抱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才加入民主党派的，只是想获取一个政治身份，或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是想攫取稀缺的从政机会。而另有些人仅仅是想在民主党派这样的专家团队中学习或交友。
2）发展的目标对象有所变化。
建国后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有所分工，并且坚持以发展协商商定的对象范围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逐渐“消亡”了，而民主党派作为他们的政党还存在，就必然要吸纳其他的成员才能生存下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急剧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又不断涌现，出现了如江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新生阶层，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吸纳新生阶层加入。在这诸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的特色消退，如上海民革，以前发展对象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现在只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裔，并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观念大不一样了。再如，民建以前的发展对象主要为原工商业者，而现在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在上海市民建中仅占10％左右，而其他各类经济界人士，包括新生的非公经济人士大量涌入。八个民主党派的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民盟、民进、九三与民建，出现了各个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交叉融合趋向，各个民主党派都去到高校找“高帽子”，都去找经济界人士去“挖皮夹子”，为参政议政都去政府机关物色对象，更有甚者上海市某党派的某一基层组织竟然为了开展活动的方便而发展了一位司机加入。
3）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
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建立在对党派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党派党纲和宗旨的深深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是主动申请加入，并自愿为本党派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而新一代成员有一部分对本党派的历史不是太了解，也谈不上对本党派性质、宗旨、党纲的认同，只是碍于师生、亲属、朋友之情面或是架不住统战部的推荐和党派组织的反复上门做工作而被动加入或是为封官许愿所诱而加入。
4）发展成员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对发展成员的政治把关更严了。
随着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原有的社会阶层也不断的呈分化组合之势，各民主党派原来之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乃至消失，民主党派的发展延续面临对象短缺的危机，各党派危机感增强，争相发展年轻成员，并且各党派的发展对象日益表现出交叉之势，党派间争夺发展对象的现象增多，如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新引进一个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各个党派都前去争相发展之，这更强化了他们组织发展的积极性。以致于有的党派成批次的大量发展年轻人，如同济大学电信工程学院的某个研究中心的某个党派一下子发展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之积极势头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了与中共争发展对象的现象，尤其是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民主党派的发展速度在某些高校竟然与中共相同，甚至还略有超过。虽然各党派发展成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在发展成员时政治把关较以前更严了，这与民主党派的定位转变与职能变化有关，原来之学习改造营地当然对入选成员的政治要求不高，毛泽东就说过右派也可以进民主党派，但89年以后民主党派变为参政党，其成员从社会主义的待改造的异己分子的角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党员，对其政治身份要求当然要提高了。因此虽然各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都很积极，但同时民主党派组织和统战部在发展新成员上政治把关更严格了。与此同时，有的党派发展新成员时在严格的政治把关前提下对被发展对象大肆封官许愿，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各党派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会败坏民主党派的形象，诱发政治投机。
3、组织化程度有所下降。
1）组织与成员之联系、沟通减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随着大批新人的加入，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之联系少了，沟通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这一方面与新成员的工作时间紧张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各党派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党派机关没能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未能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化联系方式。各民主党派至今都没有一套健全的对成员培养教育、考察监督、奖惩的有效机制。随着队伍的扩大，社会的变动，这种非组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某些企业转制、破产，而其原有的民主党派组织却不能随之及时转制重组，致使工作瘫痪；退休成员越来越多，而有的党派根本没有能力联系、组织这些退休人员开展活动。
2）组织活动的开展更困难了。各民主党派在本次调研中都反映新人增多了，队伍扩大了，但活动却更难开展了。各党派的基层组织大都每年只开展一两次座谈会茶话会之类的活动，而且时间大都集中于节假日甚至有的党派基层组织只在某个发工资的日子象征性的搞个活动。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不能按时参加，活动的出席率非常之低，如果要举办一次需要200人参加的活动往往就要发放600余张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来，但到活动开始时仍是坐不满。关于活动难以开展之原因，大致有三大问题，一个是成员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党派活动与本职工作之矛盾的问题。老一辈的民主党派成员其职业大都是什么参事室研究员、文史馆馆员等政府“雇员”他们参加党派活动的时间相对充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参加党派活动又受体制之支持，他们积极性也高。而今天之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部分不再是政府“雇员”，其行为也不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了，他们或工作在外企或私企，或是自由职业者，或是大学者，他们大都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非节假日根本就没有时间参加党派的活动；再一个问题是经费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民主党派关于活动难以开展这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经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党派机关所得的经费只够开展一两次象茶话会那样的活动，这是开展活动的硬约束，这也是他们竟相到经济界去“挖皮夹子”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是活动方式方法问题。很多民主党派成员不想参加党派活动是因为活动方式方法太陈旧，搞来搞去就是那一套，去一两次就没有了兴趣。另外还有企业转制、退休人员增多等问题。
3）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领导人的社会影响降低。各党派领导人的产生由以前的自发成长之社会名流、魅力领袖转变为今日刻意培养之“班长”，并且今日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本党派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都减弱了。以前是党派领导人影响带动整个党派，今天是党派影响其领导人，领导人得去适应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迁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组织所处历史环境变迁之反映，民主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化与中共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培养也有很大关系。
二、上海市民主党派出现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主党派成员身处一个急剧变迁之社会，社会变迁之特征必然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而民主党派成员之变化同时带来了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而中共关于民主党派的统战政策的调整是党派组织层面发生变化的直接动因。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主要原因有：
1、上海市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大趋向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特点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特点由生活在上海市的民众表现出来，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作为上海市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上海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更为充分。上述民主党派新变化中党派成员的价值观之变迁就是上海市场化的反映。上海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发展完善给整个社会带来市场竞争的观念，凸显了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与追求。市场经济就是靠个体的利益驱动的，个体利益的彰显引发了个体的独立自主之观念的强化。市场经济同时带来了理性务实，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之人生态度。知识化、信息化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具有了参政的知识与能力，现代的信息技术也使他们具有了知政参政的现实条件。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使民主党派新一代的现实参政要求不断提高，政党意识不断提高。而随着上海的国际化特色日益明显，民主党派新一代开始用全球化眼光来审视中国，不可避免的将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与外国作以比较，在比较之后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也是不可避免。
2、外来思想与现实之影响。
如上所述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投往上海的外资越来越多，到上海来投资创业的海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来沪发展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大量海外人士和留学生的流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维，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有的可以直接运用于市场中，有助于上海人市场观念更新、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有的带来了对现实的冲击。上海市民主党派新一代在上海的国际化背景下，出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到国外学习考察、讲学访问、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洽谈业务、旅游探亲等，还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网络的出现又使信息全球同步化了，现在获取国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准并且成本越来越低。而民主党派的新一代，都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技术，他们获知国外的信息比一般人要快要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的新一代接触的国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往往容易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他们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做的过程和方式，他们往往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相比较。他们在外来思想与现实的影响之下学会用全球眼光来审视中国，当这种审视没有着眼于不同社会之历史差异时，便会得出偏激的结论。新一代对本党派认同不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一个政党就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党纲，怎会是八个民主党派几乎完全一样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减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还因为他们象不太认同本党派那样照搬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考量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还有对于国外反腐败之经验民主党派新一代也大为推崇，他们认为我国要反腐败必须要借鉴国外的用权力制衡加强监督的方法。
3、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强化。
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民主党派新一代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但在以前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权力之外，是工农兵之外的非权力阶层，现在新出现的六个阶层也还没有进入主流政治权力阶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是无权阶层。现实种经济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必然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捍卫既有地位与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参政要求因现实经济政治生活而强化。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增多，他们通过参政议政能够维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能够扩大他们那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他们因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自然有一种社会精英之责任感，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国家为民族而奔走呼吁，了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谋划国家发展大计。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一方面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其组织化程度，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一批是属于江总书记所说的那新生的六个阶层，他们的经济生活即日常工作非常紧张，根本没有闲暇参加党派活动，致使党派的正常的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4、中共统战政策之调整。
新时期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引发的。中共中央1989年的14号文件将民主党派从共产党的“诤友”、“亲密友党”定位为与执政党中共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正是这一政策转变与调整才引发了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使之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分子”改造学习的营地变为今天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参政党。统战政策的调整也引发了对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要求的提高，对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的政治把关更加严格了。同时也正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这一调整，才促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提高，也才使其参政要求提高成为现实。也正是中共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才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在“参政党如何参政”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成为可能。
三、上海市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引发统战工作新思路统战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应该随统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给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了新的思路：
1、重点解决民主党派成员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与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弱化之矛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民主党派的新变化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新一代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而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减弱。这一对矛盾如果不能很好的及时的解决，就会使民主党派新成员的参政要求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脱离现有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也就会脱离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而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我国的稳定大局的。因此这一矛盾必须全力予以解决。解决之途当然不能去压制民主党派新一代的不断增强的政党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要求，而应当去尽力帮助民主党派提高组织化程度，同时对民主党派新一代不断增长的参政要求予以适当的引导。提高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应当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角度着手，只要民主党派将法定之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会自动提高。
2、解决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与保障其权利的不对称发展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必须要保障其履行职能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期望民主党派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无视民主党派之所以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就是因为其履行职能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能够履行职能的权力。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必须要制定可执行的规则来切实保障民主党派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当然民主党派到底应该具有哪些权利还是值得详细研究的。
3、帮助各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对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推进民主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由于党派的职能的发挥程度与党派的领导人和其骨干成员关系密切，因此统战部应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要充分重视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力量。要重点通过提高社会主义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来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各党派组织建设必须推进各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并使其制度化，只有党派内部民主化程度提高了，领导人的产生规范了，广大的党派成员才可能增强对本党派的认同感。成员对本党派认同感归属感的提高就是党派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
4、重新考虑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的有关政策。随着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的凸现，原有的政策有些显得不合时宜了，如“三个为主”、发展的年龄限制、界别的规定等需要加以考虑改变之。只有使各项政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变化的现实，才能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
5、应对年轻党派成员对中共向心力不强的现实，创造性寻求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新的合法性资源。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较老一辈有所减弱。应对这一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民主党派新成员的近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光寻求历史之资源，要创造性的寻求当今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江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性的探索，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七一”讲话中关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当今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的创造性挖掘。
四、两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1、“政治安排”之提法。在统战工作者内部和民主党派机关领导中有这样一种提法：“政治安排”，政治安排之推荐民主党派成员到政协或人大，对应于此，推荐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就称之为“实职安排”。在统战工作者中间“政治安排”、“实职安排”此类提法习以为常，毫不刺耳，但在某些年轻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民众那里就颇为刺耳了。什么是“安排”？既然是安排就有安排者和被安排者，这里谁是安排者，谁是被安排者是一目了然的，在民主党派新一代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之形势下，此类提法对于做他们的工作颇为不利，他们会感觉到自己仍是被安排的角色，所谓的参政党也不过是被安排参政而已等等。要改变此类提法只有先改变观念，并于实际中探索参政党参政的制度化渠道，最终取消“安排”。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可以一律用“协商”或“推荐”之类词代替“安排”。
2、“七一”讲话后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讲到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生之六个阶层也可以入党，这一思想给各民主党派带来很大的压力，既然中共都“三个代表”了，并且不管哪个阶层都可以入党，那么各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何在？民主党派应该怎样继续生存发展？民主党派以后应重点发展哪些对象？有些人提出，中共今后在发展党员时应有意识的为各民主党派留出发展的空间，但留出那些空间，依据什么标准？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大胆的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