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
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
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
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
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
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
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
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
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
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
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
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2。中上阶层。
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xx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
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
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
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
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
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
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
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
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
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
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 位处于中等。
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
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
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
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
4。中下阶层。
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
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
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
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5。
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
大约1亿左右。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3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
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此外，中国还有社会有害阶层。他们是犯罪者，如**者、吸毒者和有组织犯罪者。
从数量而言，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阶层，但是，其它阶层也出犯罪分子，如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中国阶层结构模型：以1997年为例阶层职业从业者年总收入从业人员百分比上等阶层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2.5万元左右5－10万元10－100万元100－300万元1％左右上中阶层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5万元左右10－100万元5－20万元5万元左右4.2％左右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2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2－2.5万元2万元左右2.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3－10万元11.8％左右中下阶层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8000元左右5000元左右3000元左右69％左右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困难户3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13％左右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9％）和社会下层（13％）。
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
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被称为国家主人，但是，他们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
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中国农民面临三大问题。
一是收入低，二是负担重，三是和乡村干部矛盾尖锐。农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人口过多。
农业人口比重的缩小，将是漫长的城市化过程的结果。所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农民负担重一是因为需要农民养活的基层干部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二是要农民承担乡村公共产品的费用，如义务教育经费、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费用，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是由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干部创造“政绩”的强烈冲动而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一是来源于基层干部的任务（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冲突；二是农民民主权力没有保证。
村委会的选举半数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务公开极少；三是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部分基层政权被乡村流氓掌握。
工人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历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工资。
工资中的一部分被国家集中起来，理应为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条件，但却投入了没有效益的建设之中。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教育也没有保障。
工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承担着改革的成本，通过他们下岗来解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困难，他们下岗经后，国家并没有弥补过去“不足额工资”的欠帐。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和城市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观念，年收入20xx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难在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历来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划分出来，现在还难以改变这个状况。
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处于分化之中，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私有工商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等）等多种社会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经不是农民，而和城市中相应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
如乡镇企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乡的私有企业主，其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接近。所以，像这样城乡接近的阶层就可以划在一起。
如私有企业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乡村的。工作较固定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可以划归工人阶层。
但是，在农村他们和农业劳动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依然存在，几千万流动民工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一般占社会就业人口的20％到40％。
社会结构呈橄榄球形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1.8％左右，比发达国家小得多。
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
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
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此外，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太小，中下阶层的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
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
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
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
再加上官场腐败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
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
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
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
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
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
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
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
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
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江泽民20xx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
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腐败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
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
（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
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
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
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
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
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
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
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
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
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
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
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
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
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
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
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
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
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
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
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
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前面已经分析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
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
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
其中，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上百个，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
。第二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
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
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
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
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
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
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
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
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乡村干部强行收缴。二是乡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鱼塘的承包中，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强势群体。
三是乡村干部利用集体土地谋取私利。土地本是集体所有，是农民的生存基础。
但乡村干部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他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四是乡村干部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偏袒强势群体，甚至包庇坏人，压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争、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
六是乡村干部作风恶劣，任意打骂农民。以上六个方面也是防范农村阶层冲突发生的工作重点。
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说，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必须做到：土地不能动，负担不能重，粮价不能低，干部不能凶。第三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 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
最近两年，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
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这是群众最为愤慨、最为忧虑的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腐败是社会大脑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败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第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指在个别地区官员、私有企业主和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局部政权已经变质，不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常规手段解决问题。与权力关键部门腐败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
农民贫困问题造成的危险前面已有阐述。产业工人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医疗费报销不了，又失去了工作。
他们对上层腐败最为反感。他们和农民不同的是：集中。
处于同样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居民区，他们本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
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
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
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迫害，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
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xx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
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
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xx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
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
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
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
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
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
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
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
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
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
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
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
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
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
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
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
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
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
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
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
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
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
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人权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
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
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
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