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当看到涉法上访在我国实现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涉法信访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过对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访案件以及处理有关机关批转的信访督办案件进行分析，上访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个别法官违反审判纪律违法办案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因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事人对于诉讼制度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有理而败诉之后就四处上访。
并且，在有关机关督办的涉访案件中，由于有关机关处分不当，使得法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时导致了上访案件的大量增加。 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剧增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
由于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刚刚确立的时期，由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与法治社会的需要还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应有的地位与权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现象是正常的。 比如，法治社会的含义之一是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关，其自身如何才能够公平、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裁决规范社会的秩序、调整社会的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司法机关自身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组成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发挥出保护权利的应有作用，或者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呢？司法机关只有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够发挥出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笔者认为，权利存在的主体的抗争与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只有权利的抗争与觉醒才能够避免国家机关在改革中避门造车，使得国家逐步地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够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找到能够尽可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方向。
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司法机关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我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刚刚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尚处于探索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适应维护中国的公平正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涉法上访、信访案件的增多，正是说明了权利已经觉醒，司法机关与权利已经觉醒了的社会需要尚不适应，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提供了原动力；因此，社会以及司法机关自身认真对待与研究上访的原因并找到相关的对策，才能够为建立起能够维护中国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司法机关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涉法上访事件的增多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我们认为，涉法案件剧增有影响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机关的权威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它对于认清我国的国情、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机构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造成涉法上访过多的客观原因 首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诉讼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西方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是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同时，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构成的。因此，在社会无法寻找到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时，设置司法机关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公正代替社会公正，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处于稳定之中。
这种诉讼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在社会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中，司法机关的裁决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裁决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作用，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既便是认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决不公，也能够会自觉地服判。
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现在我国的法官们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清官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清官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创造；在创造清官的过程中，歌颂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于清官的智慧无限地拨高，乃至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
比如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包公，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已经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现实中的法官是很难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样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明察秋毫。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司法体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诉讼规则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样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做到绝对的公正。清官的诉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应当是公正的。
受这种诉讼文化的影响，当事人是以清官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法官的，一旦当事人认为生效的裁决不公平的时候，往往很难服判、息诉。这是产生大量涉法上访的诉讼文化方面的原因。
同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地位尚未树立起来，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终局性尚未落实。这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上访、信访案件的出现的原因。
近代西方社会的司法体制是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因此司法机关自身具有独立的权力；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予以解决。而我国宪法之中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尚未落到实处。
固然，党委、人大应当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领导与监督；但是，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应当通过组织领导、审判政策领导以及审判纪律监督，而不应当以对个案进行干预的方式予以监
督。而目前的情况时：一遇有上访，各种机关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于个案直接进行干预。
由于其他机关并没有参与案件的审理，不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仅仅根据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进行判断、处理；并且，由于其他机关自身对于司法权力运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时候，很可能作出错误地处理。这样，就会使得上访者将其他机关的批示当作尚方宝剑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决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
同时，由于其他机关不当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只要上访，当事人就会获得利益，尽管这样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等于鼓励和纵容人们通过上访而非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自身的问题，使得涉法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
再次，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元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具有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与责任。
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质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具有公正性；二是，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表现为裁决的稳定性。因此，司法的权威应当是公正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体系，在强调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终局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出其在维护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一样，都是以法律为职业的机关；因此，由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裁决进行法律监督相对于其他的机关而言，更能够维护司法的权威。
因此，在我国实行两元司法的宪政框架之内，实行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含义是：一是，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裁决认为是错误的，应当以有限次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以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是裁决是正确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一旦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就应当视为终局性的裁决，除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方式外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稳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国传统上仅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稳定性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发挥维护司法机关权威的作用时，检察机关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误时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
因此，即便是经过了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是正确的裁决时，当事人通过仍然通过上访可以推翻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决。因此，即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稳定性方面尚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培养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涉法上访的对策 综上，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作用，从主观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培养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法官队伍，坚决杜绝因少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而对于整个法官队伍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同时，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访还具有相当多的客观因素，而这些客观因素仅仅凭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能做到的。
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普及。
随着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强，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我国进行了几次普法活动。但在普法活动中，过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识条文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够变成社会存在。
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法律的理论性指的是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标准的，即实体上的正义性；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只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会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对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独特的价值。
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宣传教育，人们在知道司法权力是如何运作之后，就会更多地了解自己败诉的原因，从而增强人们服判息诉的观念。 其次，根据现阶段的社会形势，应当加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但我们认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还应当与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相适应。
根据司法机关自身的特点与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即是增强我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我党将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具体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首先应当体现在组织领导上，确保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人们进入法院领导岗位与审判岗位；其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政策的领导，以实现司法机关在实现党的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再次，应当加强对于法官队伍执行法官职业道德进行监督，防止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当言行危及到整个司法的权威。
但是，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不应当对于个案进行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因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执政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作用的需要。
再次，应当充分发挥出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地履行职责，及时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裁决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地位应当得到体现，即当事人对于生效裁决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从而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应当具有的地位与权威。
并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时的救济渠道作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根据我国两元司法体制的特色，在三大诉讼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决不服，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的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寻求自身的权利，只能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机关解决
，而不能通过上访的方式进行。 综上，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访、信访案件，应当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的建设，培养起一只值得社会信赖的法官队伍固然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它还有赖于社会的诉讼文化的逐步转变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仅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