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 范进学
作者简介：范进学，1963年7月出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理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生，主要著述有《法理学》（合著）；《法学基础理论》（合著）。
早在23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3年后，权利问题却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众所周知，受教育权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人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还是我国宪法和法律，都对受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作了明确规定。从世界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第一，受教育权是人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二，权利平等与成绩面前机会均等是受教育权的核心，高等教育应当根据成绩而不是职业、家庭出身、地区等因素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权利不平等与机会不均等现象，不仅背离了世界人权公约的人权精神，也违背了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则，准确地说是一种严重违宪与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制度上根本消灭了人人不平等的起源，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都使不平等的根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人人权利面前、法律面前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本准则。相同的人相同的对待、类似的情况类似地处理，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又是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在今天，如果谁还平等着但却差别着甚或歧视着，就是对平等这一根本准则的最大破坏。只有认识到人人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才能奋起反对对人一切的差别与不平等的制度或现象。仅仅由于出身与出生地即籍贯不同而导致分数比值的差别，实际上就为受高等教育的人在权利平等的原则前提下人为地又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权利不平等的分界线，这样所谓的“权利平等”最终会因籍贯和出身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不平等，这大概出乎所有善良的人的愿望。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曾把人类社会的进步运动归纳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主体身份不同，权利享有的量即不同，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如果我们至今还缠绕于身份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比传统社会进步了多少呢？也许我们有我们的国情、省情、县情，抑或还有乡（镇）情、村情乃至家情，但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权利不平等的新的起源，成为权利不平等甚至歧视的借口。
即便有差别、有不平等，那也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例外或有益补充，即这种不平等必须遵循着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原则：机会均等应向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倾斜而不是相反。只有对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更大的关注与照顾，才能使人们趋于平等。这种措施被描述为“鼓励行动”。实际上这种做法遍及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每个角落。我国法律和制度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老人、妇女、儿童及残疾人等权利的特殊保护，就是基于一种“不平等”的保护，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权利不致因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陷入更大的不平等的事实之中，所以这种“不平等”事实上反而是对真正平等的追求。然而我们目前各省市区在高考录取中存在着的考试分值不平等的现象却恰是一种价值颠倒，越是发达地区的考生、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考生，反而越是受到社会的照顾与优惠，从而致使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愈趋不平等、不公正。大家知道，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条件、师资力量、仪器设备、教育理念与教育投资等硬软环境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落后局面，与发达的地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地区的考生的受教育权事实上已经处于极不对等的竞争劣势地位，因此，法律和制度在被平等地实施着的同时可能就包含着不平等，那么在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并不足以保证实质的社会正义时，就应当向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实行政策及措施倾斜，从而实现或体现社会真正的平等与公正。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利平等但差别”现象，非但没有使他们享受到优惠待遇或同等待遇，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事实上本来就不平等的更加不对等的境地。这样，在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渐扩大的同时，使这种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亦愈趋严重，远远驶离了权利平等这一基本社会价值的航标。
权利平等即法律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权利不平等不但破坏了社会公正原则，而且也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权利不平等即意味着权利歧视，法治原则要求的是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而权利的普遍性一旦被破坏，法治大厦即会坍塌。所以，不平等是法治的死敌，只有平等地适用法律和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获得权利救济。
权利，人们为之向往与追求的东西；法律，人们为之信仰与尊重的东西；无论怎样，人们都应认真对待它们。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权利也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认真对待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