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当今学界执牛耳者为何人，人们大都会首推钱钟书先生。他的《管锥编》令学子们高山仰止，他的《围城》又令凡夫们巷议街谈。然而，唯独他自身那痴气呵成的珠玉之言，却鲜为人们道及。吴组缃教授在谈到学友钱先生时称：“会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不理你。”如果据此以为这位大师只限于阳春白雪的高论那就大谬了。只要撇开那些个典雅文言和沙龙深论，人们不难发现他能说会聊中的平易近人、大雅若俗的一面。姑且让我们先听听先生那令人醒瞌睡的——
《围城》外的解颐妙语素以淡泊自守著称的钱先生声名大震，大抵是从《围城》重见天日开始的。或许因该书是他痴气呵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吧，钱先生自然对这“独生宝贝”倍有感情了。一日，某友人在上海邂逅钱先生夫妇，止不住夸赞说：“你们在厦大的朋友，全都盛赞杨绛女士（钱夫人）的剧本，演出也极为成功。”钱先生听罢却故作不满道：“你们只会恭维她的剧本，却不晓得我钱钟书《围城》的好处！”以第三人称自诩，你能不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自信与幽默吗？不过，历经了５０年代后的九蒸九焙的改造，到“围城热”重新升温的今天，当夫人杨绛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时，钱先生却道出一番耐人寻味的哲理：“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了。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其为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边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而后悔则是你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者宽容，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无悔。”在恨与悔的对比中，钱先生坦率地选择了前者，我们便听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自白，甚至将这段心音作为警句牢记。虽然《围城》出自先生之手，他却始终冷静地站在世俗的“围城”之外，自然能处变不惊，妙语生花了。有人问他：“海外对您的《围城》评价极高，听说您本人却不认为它是您的代表作，是吗？”钱先生风趣地反问：“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所以也就无所谓代表不代表了，你说是吗？那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并不满意。”说到《围城》热，他表示：“出版社一定要出它，只好让他出去。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以“人大代表”自嘲代表之作；以“假如”调侃夭折之作，这里决非一般插科打诨，决非一个自谦之语了得，它不分明也是一种心智的浸润、哲人的幽默吗？此外，当学术界一阵阵呼唤“钱学”诞生之时，他也同样以如此冷峻睿智之语，倾吐出那若冰心玉壶般的——
“钱学”旁的淡言痴语
据说，钱钟书其名是因“抓周”抓到一本书而得名的。学界们重识先生时，也立即形成“交谈不说钱钟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势。钱老自己却以隔岸观火之态对“钱学”大泼冷水，说：“大抵学问都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对一些晚学之辈，他干脆直言：“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９０％的误会和曲解掺合在一起的东西。”“凡人事著作，听其自然最好。”这“显学”与“俗学”的比较，这“故意的掺合”与“顺其自然”的对比，冷静而富于机锋，多么引人深思。他早年在清华求学时，一位青年教授吹嘘说某种珍贵版本只有他才见过，钱先生当仁不让地实情实说：“其实，那个版本我也见过多次，同教授讲的并不一样。”为此他“争”得了应邀上讲台的机会。这便是钱先生的淡语痴言了。他不迷信权威，而是据理力争上讲台，在这“大音希声”中你便窥见了真心。当记者问他《管锥编》还要写多少字时，他实话实说：“估计还写２０万字……但是我不想许愿，只能走着瞧。”大学者口中竟然毫无大话，这痴言淡语，不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风度吗？难怪有人评价他说：“钱先生属于最聪明的人，却又是偏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学问的人。”如果说，这痴言淡语还不足以展示这位大学者风采的话，那就再听一听他的别一番——
生活中的吐情谐语人们很难相信，一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生活中会有比凡夫们多得多的童稚般言谈。他和女儿就是这样，常以“切口”诱人说坏话为乐。写罢《围城》他逗女儿：“《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你阿圆。”写《百合心》时他又对女儿打趣：“书中那个穿红毛衣的孩子，最让人讨厌，她就是你！”这戏言谐语竟弄得女儿忐忑不安，以致偷他稿子来核对了。夫妻之间，钱先生也怪论迭出。一次他对夫人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会喜欢那个孩子了。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如此假言推理，如此“独生子女观”，连杨绛听罢也顿感奇诡。有人问钱老，搞研究何不找个助手帮忙，钱先生的解释同样诙谐奇诡：“老年人容易形成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是当作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者当他是‘脚’——
ｆｏｏｔｍａｎ。这对年轻人不是一种奴役吗？”这从助手到“手腿脚”的谐语发挥，俏皮之中恰恰包含了对人的几多真情几多尊重。谐语也是先生尴尬之际的退兵盾牌。他常说：“小猫最有灵性，而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之人。”一次遇到女邻居的心肝猫咪同自家小猫争风打架，钱老犯下恻隐之心，杨绛恐他动怒，便引用先生《猫》中一句话相劝：“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钱先生立即自嘲道：“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如此谑语便将怒气化为乌有，可谓机警之至。某日，一位来华访问的女士慕名打电话要求采访，钱先生也以谑语来守卫自己的心灵：“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而觉得不错的话，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当他的《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后，出版社要补发一笔稿酬，钱先生却再次谑语设盾：“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好一个“母鸡”的自比，好一个姓氏的演绎，这独特的婉拒之言和淡泊自守之道，怎不为人称道呢？生活中如此，论起枯燥的学术道理来，钱先生同样显示出一种——
论理时的悦人巧喻
毕竟是学贯中西的学人，钱老论起理来总能左右逢源，吐纳万象，涉语成趣。有记者问：“您在文革中没受到大冲击吗？”先生却巧妙避开那本苦经，借谈文革中编《宋诗选注》的轶事，发挥出一番独到见解：“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选本不很好。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了进去。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有妥协和迁就。”他还发挥道：“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和理事之类，有终身制分身制等等。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会长与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点缀或作‘战’。”问的是文革，钱老却声东击西地以选诗发挥，进而以选会长理事相喻；既深入浅出地议论了治学，又不露声色地抨击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怎不令闻者会心一笑？８０年代初，钱老访问日本京都大学，有人问及中国文艺界敏感的开放问题，他同样以一个浅显的比喻巧妙地化难为易：“中国文艺的问题，就是一个开门与开窗的问题。目前中国还只能是开窗，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一下子把门窗一齐打开，就容易引起伤风感冒。特别是对有些病人，就算是只开窗，也会怕着凉。正如一个密封的罐头，开了盖以后，罐头里的肉一旦进入空气，很快就要腐烂掉。”一个浅显的“开门与开窗”、再添一个“开罐头”的比喻，这“三开”之喻，加以对比引申，就将一个开放的“度”的认识讲得十分透彻。“钱学”是深奥的，钱先生之语又是平易的，这正是钱氏言谈之奥妙所在了：通俗中含理趣，说理时令人愉悦。当这口才发挥到临场上，那痴气便自然呵成一种别开生面的——答问中的纵横睿语
比喻是语言的盐，钱先生即便同人交谈十分平常的话题，也同他的为人作文一样，将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拈来，缘情发挥一番，倾吐成一段段绝妙的自白。记者问：“您估计何时能完成您的《管锥编》？”他并不信口承诺，而是言此意彼地答道：“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同他的心愿总是有距离的，大如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比如创作，作家有许多计划，也想写好，但往往写不出预期效果。好比造房子，‘造房千间，总欠一间’。”从人生哲理引出答问，由“造房子”带出人生遗憾的主旨，何其贴切含蓄啊！对待别人的赞美，他也常以横生的风趣比喻，巧妙道出自己的看法，引人“上当”，并与他产生共鸣——记者：您的作品是高质量的，文采飞扬，十分耐读……钱老：有一位叫叶莱翁·法格的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假如你追上一个女孩，究竟是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于上手的？记者：我看一般人也只追易上手的，难上手的他追不上。钱老：就算你追到易上手的女孩，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他们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记者：你打算整理一套文集吗？您还可写一部回忆录……钱老：有一个美国学者写信问我，别人编的我的作品目录全不全。我回信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找留下痕迹的地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回忆，最靠不住。一个人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便是心理功能和我们的恶作剧了……
这就是钱先生的自我评价了。如果说，“追女孩”是他舍易就难的写照，“不是狗”便是先生踏实前进的自白了。更妙的是，他在回答“回忆录”时也捎带讥刺了文坛上的自我吹嘘的歪风，不正是大家风范的绝好注释吗？有人说以口言是下智以心言是中智以神言才是上智，钱先生之语不正是痴气与睿智的传神写真吗？难怪人称先生为“人中之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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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痴气呵成珠玉声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