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鲜为人知的一幕：淮海战役后期，孤注一掷的蒋介石曾企图动用化学武器为黄维兵团解围——但他最后终于放弃了。是什么原因使他“立地成佛”的呢?请看：
汪逢栗智劝蒋介石
人们对解放战争各个战役的具体情况大都比较了解，因为近些年我们的文艺作品、历史研究没少对此作翔实、生动的表现。但是，在淮海战役时由于黄维兵团被困、蒋介石曾下决心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却鲜为人知。而用语言这个武器制止蒋介石使用毒气弹的前前后后，则更少有人知道。下面分析介绍的就是当年劝蒋的主要当事人汪逢栗(原国民党化学兵司令)机智劝服蒋介石的经过与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如何劝说像蒋介石这样刚愎自用的人物的特殊方式。
汪逢栗劝蒋，大致走过了这样四步：
第一步：铺陈困难，用不利因素冷却蒋的热情
当汪逢栗被蒋召见并要求呈送“现存化学弹药统计表”时，他已晓得了蒋的意图。因此，当蒋向他发问的时候，他便采取了铺陈困难、强调不利的说话方式，想以这种不利的客观状况冷却蒋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热情。蒋看了“统计表”后问：“只有这些?”“只有这些。”汪答。“为什么不多造一些?”“现在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没有外汇。”一个一个的软钉子直刺蒋，使蒋不得不回避：“这个，这个问题你们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结果告诉我。”在第二次召见时，蒋干脆直言不讳地说：“目前，黄维兵团正面临着共军的围困，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解救黄维，你看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汪见蒋透露了真实意图，想了半天，又举出了一个大困难：“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化学原料，也没有化学炸弹壳。”蒋不满地说：“用普通炸弹壳不行吗?”“不行，化学炸弹壳与普通炸弹壳不一样。”汪说的既是实情，同时也堵住了蒋的另一线希望之光，逼得蒋只好再作研究。在劝说中，要想改变对方的观点、企图，首先就要对对方所赞同、所信奉的事物或所要做成的某项事泼一些“冷水”，设一些“障碍”，使其彷徨犹豫，望而却步。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意志力很强的大人物，他是不会因此而罢手的。果然，他在第三次召见汪以及另外有关人员的时候，因为生产化学武器受条件和社会舆论的限制之问题，又转而决定使用1936年为抗日而生产的一万颗毒剂弹——
第二步：申明义理，用正面阐述提请蒋的注意
1948年12月11日下午，蒋介石在又一次召见汪等人时正式摊牌了：“我现在决定使用这些炸弹，你的意见怎么样?”汪见蒋一意孤行，便开始了带有警告性质的阐述：“化学炸弹是特种武器，使用它不人道，效果也十分有限。我国有不少同胞就死于日寇化学武器之下，政府曾对日本人使用毒瓦斯事件多次向国联提出控告，也曾向各盟国发出通报，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内战中如果使用化学弹，势必会引起国内外舆论反对。”这番话虽平实无奇，却将使用化学武器的利弊、后果等一一摆出，实际上含有“我们如果使用，无异于像日本人那样残杀国人，也使自己处在人人唾骂、自相矛盾的境地，弄不好千古罪人的名字会落在头上”的意思。但蒋没有听进去，竟然说：“这无大干系，这些炸弹，我是一定要用的。”话到这步，深知蒋的性格与为人的汪不得不暂时停止相劝。他觉得自己人单势孤，不足以构成对蒋更大的压力，必须要争取寻找一个更有力的人来协助自己说服蒋介石——第三步：寻求帮手，用多方力量动摇蒋的信念
汪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好友、交通部长俞大维，此人因对蒋忠心耿耿，深受器重。于是，他话锋一转对蒋说：“大兵团作战，这些炸弹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如果委员长不信，可问俞大维。这些炸弹是12年前俞大维(当时任工兵署长)领导下造的……”一席话，既陈述了自己对化学武器使用的看法(竭力抵毁其功用以打消蒋对其的依赖)，又把自己好友俞大维拉了出来——因汪知其为人，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一同劝说蒋介石。果然，当汪等人再被召见时，俞大维已经与蒋恳谈多时了。汪见此景，觉得成功又多了一分希望。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他还想多找几个帮手——即使不直接相帮，起码也会从心底赞同自己，这样对蒋的压力会更大。于是，他对空军副司令员王叔铭说：“委员长如果真的使用这些炸弹，你的飞机在战区空投，飞行高度必须在500码以下才能有效，到时就看你的表演喽!”这番话正说到王的心底：飞机飞这么低，那不是自找死路吗?他马上站到了汪的一边说：“这事您可得跟委员长说说啊!”汪见王也站在自己一边，更有信心了——第四步：晓以利害，用反面推断挫败蒋的决心
这次召见是人数最全的一次，也是蒋就此问题召见的最后一次。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一反过去那种霸道的作风，谨慎小心地听取多方人的意见，这也就给汪说服蒋创造了一个偶然性的成功因素。蒋说：“大家都不要拘礼，我们商量一件事。黄维兵团现在被共军围困在宿县以西的双堆集地区，形势对我不利，我想空投毒气炸弹为黄维兵团解围，你们意下如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虽然意见一致，但均未吭声，最后蒋将目光落在汪逢栗身上。汪明白：现在是到了自己讲话的时候，这是至关重要的话。上次从正面讲的大道理不必讲了，应从反面讲化学武器的弱点，讲对我们自己的损害——这种利害关系对于蒋介石，往往比民族大义、人道主义、社会舆论更为重要。因为，用化学炸弹的目的是杀伤对方、解救黄维，而达不到这一点，还用它有什么用?于是，他从这个角度开口了：“偌大的战场，要想用我们那一点毒弹解围，恐怕难以奏效。再说，我们的毒剂炸弹性能不好，飞机空投高度必须在500码以下才能有效，这样很容易被共军击中。还有一点，共产党士兵作战勇敢，而芥子气是后效性毒剂，当他们发现自己中毒时，往往战斗已经结束了……”在此之前，汪的好友俞大维已经向蒋进行了诚恳的规劝，又经汪逢栗这么一番利害攸关的分析，加之这些天来的种种与己不同的意见，终于使蒋打消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也使无数的同胞免遭无辜的伤害。这个理智的决断固然是蒋介石作出的，但更重要的促使蒋作出明智决策的，却是汪逢栗、俞大维等人。这个劝说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从以上介绍汪逢栗劝说蒋介石的四步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劝说一些刚愎自用、武断专横的人，尤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要勇敢，要有敢于犯上、敢冒因此而被杀的危险；二要机智，即要讲究方式方法，因人而宜，随机应变；摸清对方心理，说话说到点上；三要耐心，即不指望说服会一朝一夕就完成，三言两语就结束，而应根据对方的心理变化不断地变化思维方式、调整语言方式，认真仔细地利用方方面面的有利因素去促成劝说的最后完成。把握了这三点，你再有一个三寸不烂之舌，那么，你就会说服所有的人——甚至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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