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议”政，就是代表（或议员）们一起来纠错、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让持不同意见、方案者来讨论（西方的参加者分执政党和反对党），讨论就免不了争论，有时少不了相互批评，批评和“反对”都不是贬义的、恶意的。
世界各国围绕“议政”而设不同“议”会，讨论、议论方式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和世界各国的“两会”（参议会和众议会）比较而言，中国“两会”不同于西方议会的许多文化现象中，本人认为特别突出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在讨论时、在会场上，代表们往往不够“中庸”、执中，容易走极端。
比如1957年“反右”以后的会，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两会，一不小心就演变成了一边倒的批评会。批斗的气氛逼迫一些人大、政协代表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代表，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另一个异常是将大会演变成了歌功颂德会，代表只知道鼓掌、只知道唱赞歌，不知“有话要说”，以致不能提出有利于国家的建言，不能让领导“兼听”，误导上方偏信。
议会应该有辩论，但不是基调已经确定的批评和斗争，或者说“批斗会”。既然是“议会”，是会议，就没有先决定的，有了决定，会议也就结束了。议论过程中的语言不能随便定性为对错，否则……
曾经的前苏联和现在的北朝鲜，其代表的议政会议，看起来就是代表的鼓掌会、歌咏会，这是中国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的，中国的代表不能做应声虫。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媒体开放了，两会报道的层面扩大了，形成了中国“代表大会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色：那就是一些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爆出的雷语，两会代表其身份类似西方议员，西方议会代表如何发言就不举例了。
20世纪的乃至最近的许多代表，别说根本没有能力“代表”社会和大众，甚至代表他们自己都困难，还以为到北京参会是来参加国家级的奖励性度假的。早些年的时候甚至有代表面对采访还发表过如此这般的意见：
“好！好！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么好我很感动。我头一回来北京看见伟大的首都特别激动，我从来没有享过这样的福，吃得好，睡得好、耍得好，我从来还遇到过服务态度这么好的小妹儿，我要表扬她们一下。”
本来人家记者是想听听作为基层代表的他们代表老百姓说几句实在话的，他们整个发表了一番一个外地游客北京七日游时得到优质服务后发出的感叹，或者“被选出来”的代表到北京享受“有档次”的生活来了。
这些雷语不一一列举，这在以前，比如二十年前，也许不觉得雷人，而且民众也听不到她们这样的雷声，因为那个年代的新闻报道没有现在透明。
近几年，由于中国社会的娱乐化，反映自中国的两会文化上，还有一大风景：那就是报道会议媒体更多关注的是明星代表，或歌舞明星，或电影电视明星，或体育明星，何以如此？何以她们成为话语的中心？也许中国民众心目中，其他代表不屑关注；国家大事也不屑于关注，或许国民本来就没有把两会当成一个严肃的会议，代表也没有把她们当成代表，而是当成了演员，如果说代表是演员，这些明星自然是轻车熟路了，国家会议竟然成为春晚一样年会、年“祭”……
如此把政治会议会场搞成秀场，比如不同民族的服装秀……比如一激动便高歌一曲……比如代表们不像外国议员那样匆匆入会，而是喜欢在记者们的照相机前“摆pose”……应该说是中国人的幽默感所致，是黑色幽默还是红色幽默？也只好随你定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