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公民们，新世纪已经来临。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地，使我们由纷争的小国之民成为了一家兄弟。汉高祖刘邦又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家园。虽然在两千多年里，我们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平静，时常受到外族的侵略、侮辱和蹂躏。但是，最终我们以勤劳、不畏强暴、勇于探索、勇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的智慧和勇敢精神，战胜了一切，屹立于东方。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里，我们所遭受的磨难，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祖先难以想象的。这一百六十年里，我们以迟到而严重脱离世界的落后身份，承受着世界历史上，从未想象到的，拥有着最发达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外族单独和联合的多次侵略和蹂躏；承受着完全不同的外来文化最猛烈的冲击。一个几千年来始终以自身文化引以为自豪的巨人，猛然间看到完全封闭三百年后自身的懦弱，其心灵的震惊、忧伤和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感受和想象得到的。但是，拥有从不畏惧外来侵略和压迫精神的中华儿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几千万热血青年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回了独立的尊严和民族自由的空间。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了。
领袖之伟大，在于将趋于沦陷为殖民地边缘的民族，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出来，并且建立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家园。尽管挥之不去的封建残余文化与现代新技术工业所带来的文化的撞击，在建国后的二十七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给民族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一个成长于封建环境中，但对封建文化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并勇于追求独立和自强的民族领袖。
反封建的斗争，漫长而惨烈。二十七年里封建残余文化的回眸和反抗，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虽然，它造成了一系列的人间悲剧，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未来。但是，它制造了封建文化的断层，斩断了封建思想延续的香火。事实上，那些灾难是封建残余文化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进行顽固反抗所造成的自伤，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拥有的残余封建文化最后抗争的表现。以历史的眼光，以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而论，我们应该感谢那二十七年里斗争。那是宣布两千多年以来，始终占据中华民族心灵，而落后于当今时代的不思进取的封建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性转折年代。没有二十七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就没有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更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思想的自由和解放。
在反帝反封建取得胜利的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实的中华民族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就象两千多年前一样，国虽立，如何走？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根据当时的现实环境选择了孔子，选择了儒家。在儒家思想不能完全适应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伟人过去了，我们失去了方向。一个巨人只能在短时间内，靠摸石头过河的方式生存。长久如此，则会掉进悬崖。更何况仅依靠惯性，也足可以让世界粉碎的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正确方向的选择，首先必须要明确自己的追求，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
让我们首先回顾，历史事实赋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系列基本的规律和概念。对这些规律和概念的再认识和澄清，有助于我们思想的统
一、步调的一致；有助于我们找出现实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有助于我们看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我们帮助找到清除这些障碍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向。
人类自有记载以来，历史已给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提示和答案。
历史告诉我们，人是地球承载的一种高级生物，依赖天地形成的自然环境而生存。与天地形成的自然界保持动态平衡，是保持生存的最基本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等于自拔根基，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历史告诉我们，人自身是一个小宇宙。他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因为有这个独立的小宇宙，人才不同于地球上其它的生物，人生才丰富多彩，人生才有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生存是人的第一本能要求。而追求富裕的幸福生活和好逸恶劳是人性的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欲望的源动力。它们的共同作用，使人产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欲望挖掘出发自内心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和前进。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因保障生存而传种接代和相互依存的本能，造就了人类社会。在这层意义上，人类自身没有任何的等级、种族、思想、意识、文化等的区别。
历史告诉我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民族是产生于血缘，发展于生活习惯认同的文化基础上的，而由家族扩大形成的人类群体。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实质是以疆域为界限的一定的空间。它由生存在这一片空间下的所有不分种族、肤色、血统的人所共有。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能保障相互之间、相互与自然界之间，和平相处的基本行为规则——国家文化；共同遵守着体现该国家文化的法律——宪法及其细则；各自在自身生存空间下，还保有不与自然界和其他人类相冲突的自身的文化。一个和平而具有生命力的国家，其国家文化是一个系统性多层次的文化体系。该体系的基础，即最基本的国家文化，是来自于该空间下共同生存的个人、民族、社会团体文化共同点的集合，即宪法。看一个国家的生命力是否旺盛，只要看其国家文化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自愿加入者。
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是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延续，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总和。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定文化和经济基础上的、保障该国家的和平和稳定，由生活在该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由选择或认可的自我管理方式。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个人或民族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认识的反映，是个人或民族处理自然和人类社会关系的行为表现，是人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的综合反映。个人的文化夹杂着个人的本性，同时受到个人生存的环境、拥有的经济、所处的人类群体的影响。它深藏于人的潜意识里，影响着人的思想，左右着人的行为。它是影响人行为的诸多因素中，与人的本性最为贴近的一个因素。民族的文化来自于个人文化共同点的集合。一个人或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其遭受威胁而感到生存危机，又无能为力时，才会发生真正的变更。这种变更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往往伴随着自己或几代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来源于我们的生存环境。好的文化是帮助我们生存和发展的。进取性的文化被压迫得越深越重，生活越艰难，则其越具有反抗和斗争精神。反之，越安逸越平和生活下的文化，越仁慈和友爱，越颓废越孱弱。文化就如人的个性，除天性外，依生存环境而定。
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文化吸收了人的本性，能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进行转换。同时，文化又受到经济的影响。因此，文化往往被用来作为进行和平扩张的工具和武器。它往往在经济的伴随下，通过唤起有害于人类社会生存的人类本性，并将此有害本性转化为文化，而达到削弱或毁灭对手的目的。文化的攻击，虽然其效果表现得较为缓慢。但是，其威力和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深远、长久，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毁灭性无声武器。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人或人类社会生存能力的反映，是满足欲望的主要工具和手段。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人或人类社会向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内部，进行直接或间接索取的过程。建立在人与自然界能够在人生命周期内，形成自然循环而获得相对平衡基础上的经济，是一个有益于人类长久和平生活的良性的循环性经济（如：原始的、封建的、以及工业时代前的自然农业经济。）。任何超出这一范畴的经济，都属于扩张性的经济。都会破坏人与自然界、破坏人与人类社会内部自身形成的平衡，都会引发冲突，爆发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所有经济，都是这种扩张性的经济。其最可爱，也是最可怕之处，是以不断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式，唤起人类无穷的新的欲望。让人类用欲望代替自我，并为追求欲望的满足，而不顾一切、无止境地向自然界和其他人类社会进行索取。这种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经济，虽然大大地增强了部分人的生存能力，却因违背以上良性循环性经济的原则，必须向自身领域外的自然界进行索取。这种趋势，必然给其他人类社会的生存造成威胁，必然因被威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保护而爆发战争。人类的欲望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科学技术是经济得以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也是经济得以发展的保障。
历史告诉我们，货币是人类相互之间用来交换双方需要的，并被双方认可同等价值的商品的中介物。货币存在的前提是双方认可。失去这一前提，货币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和普通的纸张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承认它存在的人越多，被使用的地域越广，就越有生命力。因此，货币的价值是可变动的。并因此往往被一个国家或独立的组织，用来帮助进行和平扩张和捣乱的工具。
历史告诉我们，金融的原始本质是货币的流通。现代的金融是经济与货币紧密结合的一种产物。也成为一个国家或组织用来进行和平扩张和捣乱的有力工具。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和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左膀右臂、文臣武将。两者之间相辅相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文化起推动作用，是没有前途的；没有文化配合的经济，是短命的经济。反之，僵化而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看不到经济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文化，不承认经济发展能带动文化进步的事实，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如果经济没有给人带来明显而持续的好处，文化是不会主动去变更的。事实上，一个国家内部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遵行的文化和经济两者相互适应的程度，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反映。
历史告诉我们，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来，几乎没有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技术史，以及历代王朝抑制工商，视之为奇技淫巧之术的治国经济政策，是典型的经济主动适应文化的事例。它说明，在外来侵略和威胁不存在的国度里，工商的发展只会引起内部的纷争，扰乱社会的安宁。因此，中国的历代王朝在选择儒家文化的同时，也选择了适应这一环境，保障安宁生活的、短期内能达到循环的自然农业经济。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有配合默契、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作为后盾。发源于欧洲的，近三百年来的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史，是建立于欧洲文艺复兴基础上的，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欲望为主的文化。全面推动着欧洲经济技术的发展。使整个欧洲一夜间由君主制的、本落后于中国的无数前封建小国，变成横行世界，到处瓜分，到处建立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在短期内无法循环的工业，虽然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但是，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经济，必然是伴随着无休止的对外扩张、掠夺、侵略和战争。人类二十世纪上半叶，连续爆发的三次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是最典型的证明。现代所谓的经济强国，其国家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本质意义，就是建立在不断扩张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结构靠的是不断更新和发明技术，不断地寻找和创造市场。它最担心和害怕的就是没有市场，没有其扩张的余地和空间。一旦没有了扩张的空间，发展就停止了，生活水平就要下降，就会受不了。对人类来讲，它与自然循环的农业完全不同的是，现代工业是人们向自然界的强行索取，是对自然界无情的破坏。因此，承认现代工业，并保障现代工业时代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保障技术及其发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不断地对外扩张。没有扩张的思想，就没有资格领导现代化工业社会，就会葬送自己。只有建立在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保障技术发明基础上的不断扩张，才有生存的权力。这种行为直到地球的被统一为止。
历史告诉我们，武装力量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独立，保障和平生活的最直接而有力的工具。它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最直接的反映。其武器装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最准确的标准；其行为表现和战斗力是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文化的反映。在扩张性经济时代，武装力量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前卫有效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法律的实质就是国家、地区、个人共同性文化的强制性体现。国家可以通过法律，进行文化的强制性推广；可以通过可强有力执行的法律，进行文化的改造。这种法律被强制性推广的过程，就是文化被强制性改造的过程。文化的强制性改造，一定伴随着极其残酷的杀戮。在没有共同认可的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会毁掉法律的执行者。如果背离以上法律来自于文化的原则，就会给社会造成矛盾，引起混乱，最终导致国家的动乱。严重时，会使国家分裂。
历史告诉我们，知识是人类已获知的信息。与人的健康、人的体力是人获得生存能力的基本力量相比，知识是人进一步开发自身生存能力的基本力量。它也是人类文化和经济能够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基础。不重视知识，人类就停止不前；片面强调和发展部分知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显得畸形。
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已知信息的有效组合，也是人类探索自身和自然界未知信息的工具。由知识产生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经济，实现人类欲望的主要工具和手段。科学技术是保障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教育是人类传授已知信息，传授并指导人类如何避免灾难、如何更好地生存的方法的过程。其实质是传授人类如何去采集信息、如何去分析和归纳信息、如何去处理信息。违背这一原则的教育，不仅是滥竽充数、误人子弟，还是阻碍文化和经济发展，降低国力，危害生存的、具有长远影响的罪魁祸首。详细分析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就能预见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测算它的生存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是人拥有的文化与人对现实的人、自然、社会产生的新认识相结合的产物，是组成文化的原始细胞。它被接受并持久地得到运用，就逐渐转变为文化，成为组成文化的一分子。众多思想的转化，就集合形成了新的文化。而主义是一系列未成为文化的思想的系统组合。思想、主义是个体与集体的区别，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形成的，生命力短暂的特殊文化。而思想、主义与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的转化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存在就是合理，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任何思想、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是否能转化为适应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只是人为划分文化和经济等级的产物，是封建社会文化标志之一。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阻碍着人类生存和创造能力的发挥，阻碍着人类的和平相处。是产生不必要的人为斗争的祸根，是社会动荡的源泉之一。阶级的划分是封建社会因科学技术落后而借助的统治工具，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手段之一，是封建社会政治的产物。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完全重复的社会现象。但是，任何社会现象分解后，都可以从各类历史现象中找到自己的缩影；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各类历史现象抽样部分的组合。要认识现在的社会现象，就要靠我们自己去仔细地分析、系统地归纳、认真地总结。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让我们看一看又是怎样从历史的事实中，组合出我们的现实，又是怎样评价我们的现实的。
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危机——包括战争等一切斗争，均来自于生存、贪婪和文化的冲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自身正面临所处的自然环境和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和被消耗殆尽而造成的生存危机的威胁；面临着外部世界贪婪的目光；面临旧文化失去作用，外来文化强烈影响，以及自身新文化未建立的矛盾和混乱的威胁。
人依自然而存，秉天地之气而长。因急于满足新技术产生的外来诱惑而唤起的不受心灵约束的物质欲望，自动地催促着我们，无情地摧残着生养我们的环境。大面积的荒漠，严重的缺水，自然资源掠夺性非正常的消耗，将迫使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恶劣。分散的个人和小集体的不受约束、没有远见的自私行为，正在严重地蚕食着整个机体。
在我们的外部，一些靠着早期对外的掠夺和技术的领先而致富的民族或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障对贪欲无穷尽的满足，垂涎欲滴地窥视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资源，窥视着十三亿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和消费市场。他们会不断地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侵占我们的天地。在今天，他们以技术为后盾；用坚船利炮威胁着我们；以财政赤字的金融方式，用货币为手段，进行所谓的和平扩张；同时，利用人性贪欲的弱点，以物质的欲望取代一百六十年前的鸦片，来引诱着我们，以动摇我们保持良好一面的文化基础。这就是现代经济文化的侵略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欲使我们成为其无穷的各类资源的供应者，欲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走卒。他们更希望通过我们自身对追求欲望的迫切心情与无能为力的现实所造成的矛盾，来毁灭自己，而达到其目的。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时刻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可怜今天的我们，为看到的胡萝卜多余大棒，而沾沾自喜。
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追求幸福生活与好逸恶劳，都是人的天性。在人类没有真正认识和解决好两者之间，以及两者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关系之前，我们不能，也无权，也无力量去责备他们。我们只有选择追求幸福生活，选择加入竞争的行列，选择奋发图强！
建立于两千多年前，造就在一个东望无垠大海，南为原始森林，西临茫茫沙漠，北濒林海雪原，四周几乎是完全自我封闭的，没有任何外来侵略和威胁，而内部事务和不稳定因素远远高于外界，一切的管理制度和注意力，必须、也不得不全部集中于内部的环境，而主动、也是被迫选择了有效的儒家文化的超级大国。因适合内治的儒家文化正符合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而占据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单一的文化及其基础上建立的制度，有利于有限空间下的和平生活。但是，限制在一定空间里太久的、拥挤的和平，只会放大部分儒家文化，造成儒家文化的严重变形。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大智慧而工于心计；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上进精神而追求好逸恶劳的颓废生活。适合内治而不适合进取的儒家文化，导致整个民族抗争意识和上进精神的衰弱和丧失。两千多年里，它不断引来了新兴外族多次大规模的侵略和蹂躏。虽然，我们靠自己的智慧，靠勤劳勇敢的本性，靠在当时还算先进发达的文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文化、技术落后于我民族的外来侵略。但是，在缺乏对注重内治的儒家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终日又沉溺于泱泱大国的自我满足，以及没有外来威胁的现实自然封闭环境影响等因素左右下，我们逐渐从自身的文化里，剔除了对外来威胁保持警惕的进取精神，麻痹了自己，渐渐地削弱，并丧失了对外来残酷统治的彻底反抗精神。尤其是在三百来年清王朝的统治下，儒家注重内治的思想之弱点，被发挥到了极端。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终于在拥有较我先进之文化和技术的外来列强的炮声中，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而彻底地崩溃了。
文化是人们生活习惯和行为的总和。它在潜意识里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变更文化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挣扎和斗争的过程。两千多年来的习惯，尤其是印象深刻的三百多年来清王朝的强化，使旧文化在我们的心灵和潜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烙印致使我们几代人，用了一百六十年的时间，牺牲了亿万同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一八四零年至今的各种抗争：从抗英的鸦片战争、反清的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反帝的义和团运动、推翻清王朝的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到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等等，我们的民族无不为此烙印，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一百六十年里的每一个有志的爱国人士——包括领袖在内，都被这难以消除的烙印所折磨，而痛苦万分，而毁名毁誉。这不是某一个个人的过错，这是时代导致我们祖先遗留的精神细胞的变异所产生的病变，对后代的折磨。对这种遗传，继承得越多，承受的折磨越大、越痛苦，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今天，封建文化已经失去了其顽固不化、极力反抗的作用，正在等待新文化的交接而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思想或主义，留在我们的书本和历史里。但是，我们也紧跟着失去了方向。我们在各自为政，在旧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游移，东拼西凑着自己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我们矛盾，导致我们互不信任，导致我们失去方向，导致我们放弃整体而只顾自己。由此产生的矛盾，造成了层出不穷的冲突，展现了千奇百怪的现象。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认知和基本规则的个体行为，只能产生失控的混乱局面。他致使每一个个体既是创造者又是牺牲者。没有了准则和分界线，成功与失败就没有了区别，生存与死亡也就失去了意义。民不知死生，何以畏死生？无知死生，何以为人？人不人，又何以为社会？新的麻木浮现于迷盲之中。而长期的文化空白，会在内部混乱扩大的基础上，导致国家的分裂。
在明确了我们的追求，统一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清楚了我们现实所处的危机环境后，我们会看到解决我们当今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地在建立起符合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又适应我国国情的文化；并在此文化基础上，建立能够保障新文化成为国家基本文化，并与新文化一起组成国家文化的政治体制。我们已经认识到来自内外的、各种威胁自身生存和安全危机的迫近，认识到自身旧文化的不适应。但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对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致关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当今重建新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反思和对比一下文化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看一看多种文化并列，而没有分层次的统一文化存在的春秋战国。那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各类思想和文化充分得到表现和竞争的时代；是智慧与诡诈、仁义与残暴、文明与野蛮、道德与流氓混杂并存的时代；也是人性各个方面充分暴露的时代。它导致战争的不断，生灵被戮的无辜。几百年交替往复的争战和人性的充分展示，终于使人们向往统一。秦始皇统一后中国，第一件重大的决定是焚书坑儒。他斩断了各种思想和文化的根源，切掉了任何分裂赖以长久存在的基础。从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长久的统一，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虽然，秦始皇的统一过程之残酷，为世人所唾骂。但是被后世认可秦始皇统一的事实证明，为保障民族千秋万代的永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短暂的痛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同时也证明，没有统一规则、没有建立在同一文化基础上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各种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诡诈、残暴、野蛮和流氓横行肆虐的最好借口。它在有限的空间里所带来的灾难，要比统一系统内，享受单调乏味生存的和平生活所承受的痛苦，严重而惨烈得多。同时也证明，没有建立统一规则文化的国家，将面临着由混乱迈向分裂的结果。
烦恼到头方显径，失败尽头是成功。以上历史事实要求我们去分析和总结，要求我们抱者实事求是的态度，抱着尊重事实、尊重每一个人的思想去分析和总结。
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同样，我们还能在历史的教训中，找到我们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文化的答案。
历史告诉我们，对过去的事情，除了认真的反思外，谴责、漫骂、批判、诅咒、讽刺等等，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在反思和认清错误的基础上，有没有勇气完全放弃自身的虚伪，沿着未来的必然趋势，重新进行设计和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地从自身做起。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真心帮助你，只有靠自己。抄袭过去，照搬外来，或简单地进行加减和拼凑，犹如死记硬背的表面模仿，不能成为自己的真正艺术一样，都不是真正的文化。相反，模仿、抄袭的文化，最多只会满足一时的好奇，而更多的是因模仿而埋没了自己的个性，而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历史告诉我们，保障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根本因素，是这个国家自身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内外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拥有和建立一个适应国家范围内，有助于生存于其中的人民保持和平生活，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国家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自己的，一切事物（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因此，外来的东西，只能作为借鉴。我们只有完全理解和领会了该事物存在的背景、条件、目的，我们才能真正地吸收它，才能真正地运用它来完善自己。只有正确地分析现实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在认真反思、对照过去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取舍，才能创建符合时代，使中国永远发展壮大的新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同一个空间下，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不仅包含着整体中个体的因素，更是整体中个体、群体与自然三者之间平衡发展关系的反映。道不同，何以为伍？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有一种文化。包容空间越多的文化，就拥有越强的生命力。建设新文化，就是要取其尽量多的个体文化的共同有益之处。这种取舍不是某一个个人或集体的强制，而是各自空间下每一个个体，自由选择的共同认知。在这层意义上，建设新文化又是伴随着对旧的和外来的文化，以及自身对人生的认识进行的重组。取其认同舍其异。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国家大家庭的一份子，只能取，不能舍。这使同一空间下新文化的创建，是一个只允许存在包容，没有舍去的单一性过程。这种单一性的限制必然不可能产生完全的统一。要满足一切，却又不可能完全的统一，似乎两者对立性的矛盾会推翻我们建立新文化的前提。
历史告诉我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集合着众多人口和民族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享有长久的独立、和平和发展，必然有其同一的为众多人口和民族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和特点，这就是我们奠定建立新文化的原则基础。事实上，我们要建立的是在此基础上，在同一个国家疆域空间下的一个多层次空间、多层次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能最大地使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空间，都能找到适应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位置。
历史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人，是不同于动物等其它生物的人。我们应该拥有人普遍所共同拥有的权力和自由；其次，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各个个人和民族的集合体。是不同肤色、语言、信仰和基因或是相同肤色、不同语言、信仰、基因等的集合体。但是，我们相互之间愿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空间里；相互之间愿意共同遵守达成共识的、并一致遵循的文化；相互之间愿意共同遵守达成共识的、相互间得到互相尊重的、可以互相保留的、互无伤害的、各自所特有的文化。我们应保留人类共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讲求文明、互相爱护、讲求道德、互相关心、讲求信誉、互相信任、勇于进取、互相帮助等的优良本性；第三，我们才是某省、某市、某个地方的人，我们要保留该地区特定环境下的生活风格和习惯。因此，我们首先应拥有一切人所共有的基本权力和自由；其次，拥有个人所特有的或特定群体所特有的、不影响和危害其他个人或特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和自由；再者，是拥有某个省、市等地方自然环境下所特定拥有的、其他个人、群体和环境的权力和自由。划分这不同层次文化界限的依据是无相互危害而有助于相互和平生存和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的特性，以及具体而特殊的地理空间环境。
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一空间下的人或群体，选择何种的权力和自由，取决于这一空间下的人或群体，对生活的期望，以及自身所拥有和存在的现实条件的认同层度。期望高而条件不具备，条件好而期望低，都会带来冲突和争斗。因此，承认一切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力和自由，你就能走遍世界；只承认中国人的权力和自由，你只能走遍中国；……而只承认个人家庭的权力和自由，你只能在家里转悠；如果只承认个人自己特有的权力和自由，你只能与世隔绝；如果只承认自己特有的权力和自由，而排斥自然和人类社会，那么只有请你从地球上自动消失。
历史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是我们所处环境变化日益加快的信息时代。我们正面临着个体文化的易变，所引起群体原有相对稳定文化脆弱性的时代，也是一个面临个体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伴随着经济层次的多样性、分散性和丰富性，使我们要求新文化的建设，要拥有更广的普遍性，更丰富的层次。我们要建立的是人类共性的文化；建立的是能够吸引一切有益于我们生存和发展，而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人的文化；建立的是保障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每一个人，能够最大地发挥其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潜能和创造力发挥的文化；建立的是保障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新文化的设想，并不代表新文化的真正建立。他还必须建立适合这一新文化的政治制度，来保障新文化的真正推广和执行。
历史告诉我们，人自身所拥有的七情六欲，造就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他也使人自身显得易变而不稳定。我们拥有稳定大于变化的五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种易变而不稳定的人性，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要大大地高于英雄或伟人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同样，这种易变而不稳定的人性，在变化高于以往历史无数倍的，当今充分展示个人特性的社会里，稍不注意就会对自己和社会、对子孙万代和整个人类，造成难以想象的毁灭性灾难。因此，我们要扬长避短。要扬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给我们生活带来无穷欢乐、使我们的生存拥有意义之长；要避人易变而不稳定之弱点所带来的灾难。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避免因个人易变的本性所带来的灾难，必须限制易变的个人的权力，必须建立限制易变的个人权力的政治体制。适合这种文化的唯一政治体制，是权力社会化、执行职业化、环境公开化的、权力和执行分离化的，建立在以中性性质的职业化管理机制为核心的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习惯。这种限制个人而能够适应多层次文化共存的职业化管理机制，是没有高低之别、富贵贫贱之分的中性管理结构。违背职业化原则的任何人，都将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惩罚。
历史再次向我们强调，要战胜来自于建立在扩张基础理论上的国家文化的威胁，而不成为被威胁的对象，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去掉对个人、除妨碍生存以外的一切束缚，能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发挥个人的作用，并给个人以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以有利于发明和创造超过对方的技术的国家文化环境。
历史再次提示我们，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中国古老谚语，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当今的世界里，谁制订并忠实地执行了这样一种制度——能自愿吸收共同生存的人越多——谁就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第一，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
历史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总结，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一切竞争是各国遵行的国家文化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实质就是谁能制订并忠实地执行让最大程度多的人，自愿共同生存在一个空间下的管理制度。直到地球的再一次统一。
总之，历史清楚而全面地告诉我们，要彻底地解决我们当前所遇到的一切危机，除了坚决依据以上历史给我们的提示，尽快地建立我们的新文化外，我们还必须在严格遵循新文化的前提下，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在强有力地运用由我国公民所拥有的国家专政机器下，坚定不移地重建我国社会的信誉体系；同时，必须选择唯一适应这一文化，并有助于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职业化的国家自我管理机制。
总之，我们生存在地球的春秋战国时期。地球的第二个秦始皇能否再次诞生于中华大地，取决于我们现在能否依据以上的社会发展规律，尽快而有效地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体系，取决于我们的子孙万代是否能永远牢记以上总结的文化和经济对人类社会生存的本质作用。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