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凌晨4点10分，光秃秃的旗杆和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指着天空的方向，毛主席在纪念堂里安详的看着广场。我背靠人民大会堂的栏杆坐在喧闹的生者中间，隔着街看空旷的广场，似乎空无一物，但是我知道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这个凌晨天安门广场属于那些即将离去的人们，大人孩子，男人女人，老师同学，朋友仇人，熟人陌生人，干部群众，好人坏人……他们的魂魄从废墟里，从街边，从太平间冰冷的床上，从温暖的泥土里来到北京，来到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天，首都的天空扬着令人窒息的浮尘，但他们还是来了，我能看到。这夜广场上温暖的黄色灯光是为他们而开，给他们照亮在我们这边的最后一段路，因为天亮的时候他们会离开，他们是沉静的。这夜我几乎未眠，我就是为了能赶上最后一次降旗，赶来感受那几万魂魄向祖国告别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会来，因为祖国爱着他们，祖国会看着他们前往天国，他们会愿意来，享受祖国最后的温暖怀抱，然后离开，去往那个遥远的地方。我自知力量很小，在这个广阔的出奇的广场上轻的像天上的一粒灰尘，但是我来了，我要来送送他们，见他们最后一面，虽然我们生死相隔，虽然我们素不相识，虽然我没有为救他们出力，之前甚至冷酷的漠视他们经历的灾难，但是今天我是真诚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有着相同的母亲，她就是中国。
4点54分，五星红旗在风中展开，三遍国歌之后，它被升到了旗杆的顶点。国旗班的战士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了三个字“降半旗”。红旗开始下降，降得很慢，慢到让人心碎。聚集了近万人的天门广场除了天上飞鸟的叫声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在空灵的寂静里五星红旗停在了离旗杆三分之一的地方，平静地垂着。终于，眼泪从我的右眼角涌出，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湿湿的痕迹。这是公祭日三天中最后一次降半旗。人们慢慢无声的散开，广场东北方向的天上出现了温暖的颜色。
很久没有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心情，经不知道从何说起。在这两个星期里，冷淡、惊讶、欣慰、厌烦、畏惧、紧张、假装、怜悯、震惊、哀伤、感动、无奈、悲恸、后悔、自责、紧张、恐惧、空虚、激动、愤怒、纠结……感情从星期天开始，像开闸放水一样喷涌而出，再也关不上了，骇人的废墟，紧握的手，低下头说不出话的主持人，赈灾义演上华山哥哥凝重的神情，一片黑白中黄色的菊花和绿色的丝带，安静的广场上空飞鸟的鸣叫……脑中浮现的总是这些，赶不走。
我试着分析大灾中的大爱是媒体对我们的一种引导，是大家在特殊情况下对自己道德优越感的一种追求，是自己心理的满足。我觉得我很清醒，但其实我不清醒，我以为我这是在自责，但其实我是在污蔑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否定所有人做出的一切，否定他们的无私的牺牲，否定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人性和善良，否定民族的的希望。我悲观，我觉得这种大爱不会持续太久，我觉得要不了多少时间人们会又显现出正常状态下的惟利是图，自私自利，冷漠无知，当媒体不再煽情，电视开始充斥着肥皂剧和广告，当KTV和电影院又开始营业，当夜晚的霓虹等再次亮起来，当酒开始在杯子中流转，当白色的蜡烛烧尽，人们会在欢笑中渐渐忘记三天中曾经有过的悲恸和祈祷。于是有人骂我，说我太低估中国人的素质，我发现自己不了解这个世界，我不了解好人，也不了解坏人，我不了解血气方刚的人，也不了解麻木不仁的人，我不了解我自己到底怎么想，我不了解我的想法是对是错。或许我们都应该学习，怎么样面对灾难，怎么样面对和自己素不相识的人的死亡，怎么去面对现实中的绝望，怎么样面对举国的哀伤，这些我们从小就很少想，老师也没有教过我们，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经历和探索。
于是我走出宿舍，我看到穿着“蜀道难”T恤的同学跑前跑后组织赈灾活动，也看到有人在降半旗的时候问：“怎么降下来了，难道要再来一遍？”我听说抄手店的老板星期一下午在三环上停下车，长按喇叭，也听说学生在跳蚤市场兜售20元一件的爱国T恤。我不明白，我看到了什么，我听说了什么。虽然我每天上网必看有关地震的消息，还把最后的一张红色钞票义无反顾的投进了募捐箱，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去不了前线的我能做什么？我的祈祷有用吗？它能让死者复生吗？它能让以后农村学校的教学楼更加坚固吗？我能让中国地震学界接受地震是可预测的观点吗？我的眼泪到底是为了谁在流？是为了安慰自己，说服自己我是个有怜悯心的人吗？该怎么做，一切才不是流于形式，虚情假意？
我后来只知道，我们的国家应该更强，当大灾来临，我们的政府才会有更大的能力去救灾，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让我们能够看到灾区的情况，人道主义在发展之中才被慢慢的接受，国旗才第一次为平民降下来，政府才能拿出700亿投入灾后重建。没有国家的兴盛我们应该看不到人性在中国人身上真实的复苏。这样她的人民才能过上更幸福的日子，这个国度才有更多的人道和血性，阳光和希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走过了那么那么多，但是中国还在路上。经过大灾，也许会有大爱，经过耻辱，也许会有尊严，经过努力，也许会有荣耀，这些我说不准，会有收获，也会有失去。但是我希望祖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