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到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强调把党员干部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败体系，不仅反映出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也凸显了从抓“做人”入手抓“官德”、“官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就抓“做人”而言，莫大于对廉耻心的培养。
知廉耻，才能做好人、做好“官”。所谓“廉”就是不贪，“耻”就是羞愧。这两个高度概括的字构成了人的优势心理动机，规范着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有“廉”心就能抑制住贪欲之念，有所不取；有“耻”心则会泯灭非分之想，有所不为。中国长期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乡里之朋、兄弟之间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一个重要原因是廉耻之心在发挥作用。廉耻之心能有这样的力量，因为它发端于人的本性。历来对于“人性”有多种解释，与廉耻心有关的一是社会性，一个人不能调整自己的言行，就不能融入社会之中；一是意识性，一个人没有羞愧心的自我体验，就无法和动物区别开来。这两点是人性中的恒久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廉耻之心的培养仍然是做好人的起始点。进一步讲，有无廉耻心，还是贪官和好官的根本区别之一。历史一再证明，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如果“贪”就会利用权力把别人的和国家的财产攫为己有，而且还会贪心如潮一发不可止，直到身败名裂。如果不知耻，就什么事都敢做、都能做。唐代有人为了保官，奴颜婢膝，甚至连权贵啐到自己脸上的唾沫都可不擦，有“唾面自干”之谓；现在有的人变着法搞“权钱交易”，房子、车子、赌桌都可以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有的人以“包二奶”、搞情妇，沉湎于声色犬马为荣。可见，有廉耻心是做人做官的根本，有些人“官”没做好首先是因为“人”没有做好。据一项权威调查，当前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从一个个被查处的腐败分子看，他们的堕落轨迹惊人的相似：始于生活作风的不检点，败于因触犯党纪国法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不是不懂法律，讲起法律来往往是口若悬河；这些人也不是不懂理论，讲起理论来也是头头是道。问题在于，嘴和心不一致、言和行不一致，大言不惭的后面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卑鄙和行为的龌龊。这些放纵贪心欲火、空口说白话的行为，都反映着廉耻心的缺乏。如果说平民百姓缺乏廉耻心尚要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领导干部则更不应该有所逃避，因为他们这样做不仅是“私德”问题，还严重地损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春秋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就曾说过：“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中“礼义”是人生境界，“廉耻”是做人的准则。他把这四个方面提升到治理国家方略的高度，认为礼义廉耻如同四根维系江山的绳子(维)，缺一就会导致倾覆。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时，就引用管子的话，对干部队伍中的某些寡廉鲜耻现象深感忧虑。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事业的艰辛复杂程度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思想统
一、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见，作风建设中思想道德修养应是一个重要内容，把明“礼义”(理想、信念)的人生境界，落实到知“廉耻”的做人行动中去，对于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现实性。
知廉耻，要体现时代精神。“礼义廉耻”的传统政治理念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有承袭关系，又有显著的不同。如从做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求真务实，知行合一，通过“官员”的率先垂范，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两者有相通之处，当今之世仍可借鉴。但是，对于怎样才能做到礼义廉耻这一问题，古人的所谓修行之道却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比如，古人强调向内心求“良知”、“良能”，却忽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实践中获取真知；礼义廉耻的标准就是“行己有耻”，做一个宽厚仁和的君子，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治民”，维护少数人的统治。对这些具有阶级和历史局限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在新时代新的实践中，我们要吸收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建设“廉政文化”，形成富有时代精神的“廉耻”观。
首先，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围绕加强“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其中的核心是运用高尚先进的思想道德体系，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权为民所用”既和历史上的以权“效命”君主划清了界限，又是我们党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
其次，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官员清廉知耻是我国古代各朝各代都推崇的“官德”，其标准是上司乃至皇帝满意，因为他们看从上到下的各级掌权者都是“主人”，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实上，这是一个靠不住的标准。历史一再证明，皇帝满意时，往往是群众窘迫日，标榜“清官”者却是贪蠹人。古往今来，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人民满意标准，也只有共产党从来不把人民当成工具，而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即“公仆”。“公仆”要生活在群众之中，使这个标准具有客观性。实践证明，民心不可欺。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大搞“形象工程”，生活奢靡，无论他在台上、台下，生前、死后，都“骂名”远扬，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公仆”要接受监督，使这个标准具有可行性。凡是群众反感，看不惯，议论纷纷，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耻辱的”，违反党纪国法的。同时，这个标准还是群众监督的线索，循着群众的呼声、评价去考察干部品行优劣，操守高下，常常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认识。
第三，廉耻心的养成，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要用工作实绩说话。我们与古人讲廉耻不同的是，廉与耻、荣与辱要通过是否推动了社会进步，是否取得了事业发展的成果加以鉴别。我们的党是带领人民群众奋发奋进的先锋队，不是“清谈馆”；我们的干部是急人难、解人困、扶人危的“勤务员”，不是封建士大夫式的“道德家”、“说教者”。具体讲应该具备这样的境界：能够廉洁是基本的，同时还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看到群众因为自己工作没到位，尚未完全摆脱贫困或是疾苦，感到脸红羞愧是应该的，但同时还要“知耻而后勇”，以此激发责任心和使命感，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不断确立新的奋斗目标。
知廉耻，要加强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修养”就是不断自我克服自身的不足，以达到人格完善。这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修身之道。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出那么多仁人志士，他们可以“舍生取义”、“精忠报国”，也能“闻鸡起舞”、“急流勇退”，贯穿其中的是“浩然正气”，即超越物欲之上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长期“修养”，砥砺心智。如果放纵欲望，就会逐渐成为欲望的奴隶，表现的只是“动物”性而已。能克制欲望，引领欲望走上高尚，这才是人性的亮点。一个人自觉修养，最终也可能达不到高尚，但可以避免庸俗。可以说，抑制人皆有之的“动物”性，张扬人性，正是“修养”的任务。由于“修养”触及人的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要排斥后天环境里层出不穷的诱惑，所以它是一门终生的功课，十分艰难。古人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修养”虽然难，但它可以完善人格，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成为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
在“修养”的方式上，古代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做法是：树立理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确立路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寻求动力，就是“廉”与“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崇高起于普通，伟大源于平常，做人离不开细节，细节由廉耻观调节。中国共产党人在修养方面，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具体讲：
一是要明是非。明是非，才会区别“廉”与“耻”，才会有原则性。是非是客观存在，小是非关系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大是非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讲是非至少是不认真，混淆是非则有浑水摸鱼之嫌。现在有些人，是非不分，美丑不分，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应该认真严肃对待。毛泽东说“共产党最讲认真”，如果执政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成了见风使舵的“混混”，成了《水浒传》里“没毛大虫牛二”式的“无赖”，将会严重毒化社会风气，导致社会评价体系错位，乃至社会失衡。
二是要重细节。大节由细节构成，用公款游山玩水，用异常的低价买房，通过赌博变相受贿等，这些所谓的细节，反映出的是人品之大节，权为谁所用之大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多数腐败分子往往先是细节失守，继而大节难保的。相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寒冷天，把藏族老牧民的脚放在自己胸口焐暖的细节，郑培民生前对自己集邮爱好的保密细节，张云泉到北京出差自带煤油炉做饭的细节，则彰显着共产党员的大境界、大气节、大精神。同时，楷模身上显露的这些细节，还是我们党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大原因。
三是要强化监督。“修养”是自我克服的自律行为，但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造福于民”，因此，这里的“修养”要符合党的宗旨、党的路线、党的纪律。党员是群众的一员，但又不能等同于普通群众，这里强调的是党的先进性。一些话群众可以说，党员不能说；一些事群众可以做，党员不能做；一些场所群众可以去，党员不可以去。现在，某些党员干部不如普通群众的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对干部的道德修养要过细监督，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一项都不能少。大德要看，小节也要看，不能忽略起码的道德底线。
四是要严惩腐败，打击歪风，伸张正义。“修养”的目的是要创建真、善、美的社会，然而不能打击假、恶、丑，“修养”的目的就达不到。古人云：“忠奸自古同冰炭。”说明两者是不相容的。在个别地方和部门，贪佞之辈登堂入室，清廉之人何以安？无耻之徒招摇过市，勤勉之人何以堪？要想风清气正，一靠移风易俗，二靠祛邪扶正。中央最近一系列深化反腐败的措施不仅深得民心，而且振奋民心，为党员干部的自我修养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大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