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去精神病院，我和蒋玉珍同工是坐81路公交大巴去的，因为害怕迟到，所以提前查询了线路，然后提前了好几个小时就出发，然而并没有公交车是直接到医院的，通过问路步行十多分钟我们终于找到了医院......初次见面，医院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太过安静，实在不像我平时所了解的医院。
在8月5号的下午，我们正式向精神病院办公室吴主任处报到，在简单交谈后，杨勇主任也正式与我们见面，并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医院的情况以及医院对我们社会工作员到来的欢迎和重视。从当天下午到8月9号（含休息日）原医院社工张利萍师姐对我们进行了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医院概况，市民政局工作内容，“贴心民政”中涉及医院的部分，医院具体科室设置及职责所在，医院社会工作科的工作内容，精神病病员的接收、照顾、管理情况以及医院针对老干部、老军人所开展的疗养工作情况等等。在详细的熟悉了解医院情况后，杨主任再次与我们进行了交谈，并让我们拿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书。与此同时我和蒋玉珍在帮助完成办公室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进入疗养科，针对当前来疗养的8位抗美援朝老功臣开展工作，这包括：与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想法以及对疗养生活的要求等；配合疗养科老师们开展适合老人的小游戏小活动，如篮球击瓶比赛、打乒乓球、打麻将等；帮助照顾老人进行查体等等。由于医院女病员的不断增多，护理工作难度的加大，杨主任安排我们进入了医院第五病区即医院女病区。这样的安排，主任也是出于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考虑。然而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73人）的精神病人我们还是恐惧和忐忑的，很庆幸的是有那么多的医生护士老师们及时的与我们进行交谈，教导我们关于精神病的知识，与病人沟通的方式，消除我们的害怕心理。至此我们已经在病房工作了两个星期。
回想这一阶段的工作，从最初的兴奋到后来的茫然再到现在的慢慢清晰，我想我也经历着由理论走向实践、由空想走向脚踏实地的过程。记得最初医院领导经常问我们来到医院后想要做些什么，想要怎么做，自己当时真的是茫然的，那是因为不了解更是因为没经验。然而当看到医院社会工作科的办公室，听到好多人谈论新来的社工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这至少表明医院是支持社工的，同事们也是知道社工的。这是在此工作了一年的张利萍师姐的功劳，她为我们将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如此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对于工作我也有自己的好多设想。比如：（1）建立医院社会工作的档案，进一步扩大社工的影响。想着要及时记录社工科的每一次工作进步，在医院设立宣传社工的小黑板，让工作人员、病人家属知道社工的存在，社工可以帮助他们做些什么等；（2）进入医院周围的社区开展活动，比如宣传精神病的预防、护理知识、医院的情况等；(3)在医院工作人员中展开工作。如根据情况适当尝试改变坐班车是大家固定的座位安排、餐厅里吃饭时的座次，从而加强大家的交流，促进关系的和谐；（4）尽可能的寻找有需要的病人家属开展个案、小组工作等；（5）针对休养老军人开展的老年服务工作等。
工作中除了不断努力还是有好多困惑和想法的，比如：
（1）不知道如何针对精神病人开展社会工作。精神病人本身所患疾病的特殊，决定了不能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所以我们不能谈他们的家事，不能问他们的困难事。而且因为病人身体情况的虚弱，知识水平的局限，可以开展的小活动如体操锻炼都很少。所以，我真的很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知识。
（2）病人来源地特殊性使得开展针对病人家属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济南精神病院隶属民政系统，这决定了它所接收病人的救助性质。因此大部分病人来源于流浪人员、三无人员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更谈不上有家人联系。这让我原本设想的针对病人家属开展的情绪抚慰、支持等服务找不到对象。当然也是有病人有家属的，但目前还没有得以联系。
（3）工作过程中的忐忑。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还有更多的温暖存在。然而病人病理的特殊使得好多时候护士们是需要大声训斥来引起病人的注意并维持秩序的，更进一步的说，可能这也是医生护士维护自己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我和蒋玉珍至今都没有吼叫呵斥过病员，我们总感觉社工的理念不允许这样做，我们要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看待。可是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很迷惑，因为我们的尊重更多的是被漠视，甚至还因此被病人以为是“好欺负”，受到一些无理的动作对待。
我知道只有根据工作环境的实际，找寻适当的接入点才有可能做出好的成果，我愿意为我所追求的社工不断适应、不断克服、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