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大公司病。一个公司大了，就有多个部门，多个层级。有总公司，有分公司。而在这个大公司中，不同人，不同的部门利益诉求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就会形成制衡。但是，一旦当董事长想推行一个改革，就会困难重重。或者董事会通不过，或者部门不同意，或者通过了，最后分公司执行不下去。
放在一个国家，道理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有各个部委，部委有多个层级。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在这个国家中，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央想推行一项政策，首先国务院内部以及曾经的国务院成员要通过，还要征求各部委的意见。就算最后中央及各部委达成一致，最后到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上，可能也会变质，或者不了了之。
纵观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许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最近“走红”的383报告是一篇鸿篇巨制。真正要操作起来，大概，会按照紧急，重要，是否好执行几个维度来选择。并且同时，我们要关注，领导人心里真正关心，和在乎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效率?哪个是摆在第一位的。
毫无疑问，摆在第一位的，是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上访最多的，是关于农村土地征用。无论是我们乌坎村群体事件还是苏州通安群体性事件，都是因土地征地不公平引发。而我们如今上访的人群当中，也有大量是因为征地和拆迁。尽管，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有多重原因引起，但是土地问题，成了这个矛盾的引爆点。作为“老实本分”的中国农民，保护家园也许是他们退让的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农民失去家园，他们就成一无所有只剩一条命的人。
这是斗兽棋中，大象最害怕的。
第二个问题，是因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风险。民间高利贷是一种变相的吸储行为。其实是实现了本该银行来实现的一部分功能。银行倒闭会引发社会危机，而以某个高利贷钱串子为中心的人破产也会引发社会危机。曾成杰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凡是解决问题宜疏不宜堵。与其不断出台法规去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不如去到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利率双轨制
。简单来说，正式因为我国银行利率是管控的，信贷流向了低效率的国企，而储户的存款利率又被人为压低。才会一头有无法拿到贷款的人去发起民间借贷，另一头认为存在银行就“亏钱”的人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投入高利贷的游戏。历史上，有很多大的社会危机都是因为金融危机而引起的。无论是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还是我们最近的08年的次债危机。如果不解决中国利率双轨制的问题，很有可能也会酝酿一次大的金融风暴。利率市场化会选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执行起来涉及合作的部委政府较少。基本只要有央行一个系统就可以办成。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不至于造成社会风险。但是国企的存在，是中国目前经济活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央企，凭借国家垄断几乎垄断了一个行业。我们之前的铁道部(政企合一)甚至成为了独立于中央之外的一个“小王国”。最重要的，会选择央企改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也在于，相对地方政府的多个目标，央企改革的目标是比较确定的。假设要进行土地流转改革，会涉及到许多地方政府执行的问题。但是央企改革，目标只有一个，亦或中石油，亦或铁路总公司。
因此，在财税，土地，金融，国企等几个热点改革领域当中。从社会稳定角度，土地流转、利率市场化都是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国企改革则是目标明确的改革对象。并且，改革，即使拿走一部分利益去弥补另一部分人。被弥补的人，不是中产，而是那些已经被逼到底线的人。
对于领导人来说，经济可以不发展，收入分配可以不公平，但是社会不可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