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谈了多年，但今天再谈农民问题，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所在。 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不见增长，是中国近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粮食生产由于农民种
粮不赚钱，几年来呈下降趋势。不赚钱的原因在于粮价上不去，而种粮成本不断增加（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农民种粮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不计劳动力，也只能持平。若遇灾年，种粮越多，越赔本。 农村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是否能在当今基础上，按此速度可持续发展下去，已成为学术和实践中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城市消费无力，市场疲软，轻工业、家用电器产品滞销。而与此同时，农村8亿人口中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比例却非常之小。
农村家庭中几乎少有家具陈设、厨房用品、卫生设施。而建材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则微不足道。农村的基础设施开发，如水、电、交通、通讯，都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在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要使农民收入真正提高，在国家提高对农业投资中获得收益，就必须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农村自治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
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是可以使国家的农业投资，优农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的有效保障机制。现在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建设有多少一部分落实到农民收入上，使农民真正获益？有很大部分是被消耗、浪费掉。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工程管理不健全，要么建后不配套。如果能将这些工程项目直接落实到村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明晰项目产权，管理责任，把工程建设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将会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实惠。
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应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一味的征地，建造城市。关键是应把重点放在减少城乡差别上。减少城乡差别，定位应放在将现有的村落改造成花园村庄，逐步将农民改变成居民。通路、通电、通水，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以县划范围，视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县内建造城市，数目取决于本县人口和地理范围。城市的功能是为本县居民和农民提供工 作、商业、消费及休闲。而居住在花园村庄的居民不必拥挤到城市里居住，却可在城里上班、消费，同时又可享受到田园式生活，不必遭遇到大城市里的污染、噪音、拥挤和交通堵塞。
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可以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差别，又可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去，避免中国城市发展墨西哥城化。如果按中国政府的计划，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城市化，
到2020年，将中国城镇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到15％至16％，那将意味着3亿至5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要再造40多个上海，才能容纳这么多人口。这显然是个严重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一味城镇化，应是中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