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来到广州中院了，但感觉跟以前的很不同。
首先，可能是刚刚学完刑事诉讼法的缘故吧，接触到刑庭的卷宗文件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不如上年在执行庭面对文件的一脸茫然。因为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很多诉讼的程序也都比较熟悉，到哪一步应该做什么也算是心里有数。这样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有用武之地了。
另一方面也在检测我这个学期的刑诉法和以前的刑法学的效果如何。不过说来真有点惭愧。那一次把中级法院的受案范围和指定辩护人的情况混淆了就暴露出我对刑诉法法条的熟悉程度还不够。
中院的受案范围其中一点是“可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而指定辩护的情况只是“可能判处死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利，并不包括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由于我的误解，差一点将一件案子中那可能判无期的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辩护函发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去，幸亏发现得早，并得到书记员的提醒。
第二，今年接触司法文书的机会明显比去年要多，而且由于不再是表面的感性认识，我逐渐了解到各种文书的用途性质和填写步骤。法院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按部就班，每一项操作都需要依据并留底归档。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司法文书，稍有差漏就必须重做或艰难地复查改正。
要知道，文件是清一色的白纸黑字，大小质量也都完全相同，除了逐份查看，并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尽快找出想要的资料。一件稍复杂的案件就有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案件的原始材料还比较好办，因为可以对着正卷和副卷的目录表分拣整理。整理好两大沓就可以装订成册了。
最麻烦的是后续的执行过程的变化，例如罪犯接受教育后悔改表现好，就可能得到减刑或假释。本着改造为目的，惩罚为手段的宗旨，公安局每次都有大批的减刑假释申请书提请中院批准。大批的这类情况关乎到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这个基本的人权，中院在审批时候当然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由一次减刑产生的文书就多达四五份，申请书、裁定书或决定书、宣判笔录等，在看守所要经过看守人员、驻所检察员的签字，然后送报公安局有局长决定是否批准，送上法院后要请经办人和审判长签名，经过重重审核才可以得到最后结论。结论有了就必须尽快到看守所在服刑人员前宣判。该放人的要求看守所办好相应的出监程序至完成，才算是完成了这一项工作。
程序的严谨和细致化体现了保障罪犯人身权利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考验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要有紧迫的时间观念，特别是刑事案件的经办人员，要把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羁押时间列明并记下，因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仅次于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利，在牢房的一天也不远不能用在监外的一天来衡量。尽管在整理和书写同一样的大量减刑假释文件的时候显得很枯燥乏味，在计算他们的已服刑期和剩余刑期的时候头脑会很机械并容易出错，但是可知道他们的希望就紧紧地被经办人员手中快速的敲打键盘中捏着，就如生命垂于一线的感觉。当我的工作有所松懈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提醒自己，计算刑期一定要多留点心眼，否则，正义和公平就会在这不经意的一刹那间被抹煞。
这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法院程序的严谨和细致。为了提高办案结案的效率，往往是批量处理。即同类型的司法文书在同类案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起出具，流水作业。
这种定势思维的工作方式确实可以快速不少，且差错率也会适当降低。但这也并不是万能的。根据我的经验，这考验着我的耐性和条理性。
面对一大叠类似的文书需要填写打印，一是要“冷静沉着”有积极的工作态度，热情能使促使事半功倍，收效较佳。二是就是细心，不放过任何要填写的地方，因为模板中的字眼有时候会因为具体案件的变化而变得不适用的，这就要修改。以为模板万能的心态不要得。
万一写错了虽然可作后期的改写和补救，但若该文书是送达给当事人，改写就未免有损法院的权威和尊严，严重的可能惹来笑话。法律在每个人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院出具的文书又岂能马马虎虎呢?司法机关这个社会的安全阀、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的作用又怎么最好地发挥呢?对法律文书的斟酌对较就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负责、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打下一支强心针。三是就是要有条理，思路清晰。
因为每个人同时处理的不可能只是一两单案件，往往达数十数二十件。每一件案子去到哪一个阶段，哪些文件未处理好，哪些即将到审理期限，哪些需要延长审期……都需要十分清楚，不能有混淆或模糊。再者刑事案件的审结期限只有一个月，开庭、宣判的时间都十分紧迫，这就要求刑事案件的法官们具有更大的魄力并能果断，还双方当事人一个公道，而不能久拖不决。
第三，去年在执行庭的时候到外面跟法官们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令我感受到法院执行工作的艰难以及对法官们处理当事人纠纷矛盾的实际能力要求之高。面对有能力支付却无赖的被执行人应如何采取强硬的措施执行，面对狡猾转移财产的当事人怎样查出他们财产的真正去向并与他们在语言的交谈中斗智斗勇等等，都需要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处事技巧。因为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各种类型的人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并加以利用，因地因时制宜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今年在刑一庭可大不一样。刑一庭处理的主要是暴力案件，其中以故意伤害、杀人，以及抢劫和贩毒的居多。可谓是人们心目中最“十恶不赦”的“罪人”。
他们的人身危险性确实是比较高的。这几个星期里我跟着法官跑过广州的很多间看守所。深入牢房区，面对面地接触过一些犯罪嫌疑人和短期刑的罪犯。
看守所环境依地点的不同也大有差异，其中可能跟该区政府的财政和监所建成的时间有关系，但我窃认为这样是对在押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涉嫌)犯了同样的罪行，就因为“选择”犯案的地点不同，就会被关押在卫生和劳动环境相差十分之大的看仓。就那全广州市牢房环境几乎最差的白云区看守所为例，据我了解那里在整个走廊上也充满了刺鼻的臭气，仓内的空气更是溷浊不堪。
但这里却是困有最多在押人员的地方。而番禺区看守所的卫生和伙食情况就明显改善，且每个仓内还有独立的阳台。这样空气的流通和在仓内人员的精神面貌会提高很多。
致力于改善监所的环境，有利于保障在押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对于提高改造的效果会有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时间先后等的原因，不可能要求所有看守所在他同一时间内都改善得一样地好，但统一的设施和卫生标准的落实确是刻不容缓的，在押人员也是社会中的人，不能因为身份的差异而置这种差别的对待于不顾，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违背法律公正平等的精神。在看守所的日子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对于那些因“疑罪”被暂时关押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无可否认，现在的公安机关还存在着重口供，轻实物证据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也是多采取“关了再说”的措施，防止他们潜逃。也许这是打击罪恶的需要，但由此也产生许多运用严刑逼供，“轰炸式”盘问等强迫手段获取被告人供述的情形。
在实物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如凶器上并没有被告人的指纹，被害者的伤痕并不必然是该凶器造成的等，公安人员可能会在向检察院提交证人证言时候避重就轻，“想法设法”连成“证据链”去支持对被告人的控诉。与家人和朋友的隔离，孤独和绝望的心情满溢，这种状态下的人最为脆弱，他们在看仓内正焦急地等待着法院公正的判决——有罪服刑，无罪释放，了结心头的大事。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的，他们为什么又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呢?
法院的每一项工作都牵动着双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心，他们每一双注视焦急的眼睛都注视着事态的进展。作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这样的实习生，都深深地感到身上肩负起的责任。面对一件案情简单的案件要作出一个判决或者裁定也许并不难，在电脑上修改的时间可能只消十来分钟，但我们保证的是判断的正确，符合“内心的确信”、法律的规定。
法院的责任在于重新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它的角色是中立的，一方当事人不管是被害者还是加害人，应该承担的需要承担，不需要的不能强加。主观臆断或者有感情倾向都不是一位裁判者应该具有的。还记得看守所一位在押的妇女向我们下跪的那一幕：她等待多时的判决终于宣判了，她觉得多时的压抑得到释放，尽管她因故意杀人被判了死缓，但她仍然感谢我们，还说早离开不用再连累家人，对得起死者。
一见到法院的人来了她就仿佛看到了救星，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哀求起来。每件案子的情况有不同，但当事人祈求这个社会纷争的最终解决途径——司法能给予他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人民群众倾注的希望和信任都使法院的工作更神圣和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