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史当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宋诗的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林林总总又褒贬不一。凭心而论,唐诗和宋诗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诗的创作在唐以后经过五代的短暂低迷以及调整反思以后,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新的特点。众所周知,宋朝无论在在国运国力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唐朝有极大的不同,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的那样,“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和庞大的文官体制,使得宋朝的文人数量远远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如同宋太祖手持玉斧划定自己与赵氏子孙的天下江山,宋诗创作的大方向也始终没有突破唐诗当年的格局。治版图的局限也同样锁住了诗人们的眼光与灵感,大多数身居官位,不愁吃穿的诗人们已经把前人抒发胸臆的诗歌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典雅意趣。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钟书举亚历山大的例子来说明后人要超越前人开创的疆土,就要向着更加辽远的地域进发,付出更多的辛苦。因而他指出前人的造诣不仅仅是留给后人的产业,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挑衅。宋人写诗,面对唐诗高山仰止,无法超越,只能感叹,唐诗中李白、杜甫这一对双子星的创作风格,在宋朝出现了“杜天下,李一角”的局面。人们虽然承认李白的诗仙地位,在创作上却更喜欢学习有规可循的杜甫。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一反传统的文体递变论,认为文体的演化是乃是“ 一线绵延 ”的,所以从一定角度而言 , 宋诗应与唐诗有等同的地位。所谓的“唐诗”、“宋诗”之名事实上是一个时间和风格上综合起来概念,而更倾向于风格上的划分。宋代重视文人,国家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活他们,宋代文人过着一种比前代同行们更加精致士大夫生活,在觥筹交错,丝竹管弦的背景下,诗人们更乐于在词句和技巧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当认为这些也再无可突破之处的时候就只能借助理学的外衣 讲 些 粗浅的道理,发 些 陈旧的议论 。以理学入诗可以说是宋人的独创,但是就大多数作品而言都只是失败的独创。所以说宋诗给后人的最大财富是在词语句子的运用上。宋人学老杜,并没有像唐人学老杜那样,堕入较劲脑汁搜刮怪词奇句,写诗如同攀爬悬崖峭壁的境地。宋人写诗,注重词语,但是远比唐人清新准确和雅致,而且丝毫没没有唐人苦吟诗人那样风格诡异。钱钟书面对明代诗人评价宋诗“学唐诗而不想唐诗”的评语婉而一笑,因为正是那一点不象才是宋诗独创性和价值所在。“宋人能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宋帝国的统治者们谨小慎微的操持着当年太祖皇帝框定的天下,用求和与掏钱维持着帝国内部的安定的同时,宋朝的诗人们却中规中矩地平仄出来一系列的经典。



   1956年的钱钟书在浩繁的宋诗海洋中,一一的甄选,两年以后,宋诗选注〉诞生了。
   钱钟书在现代学者中算是个性最十足的一个,这样一部宋诗的选本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学术思想。他在序言里把选诗的标准说的很明确:“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 ” 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 钱钟书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还有超强的记忆力,而在这个注本里面,他并没有直接表达个人的观点,只是注而不评。宋诗本身一直就带有很强的争议性,钱钟书是聪明人,他知道用个人观点和一家之言来评诗,只会给宋诗带来更大的争议性,一招不慎还有可能带来成为众矢之的风险。整本书里,除了对字词的校对和版本的比较以外,都是采用古人的评语和诗句来说明此句诗意境和用法从何而来。例如在序中四川人史尧弼的《湖上》七绝中“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两句的评论就陆续引用了苏轼的《郭熙<秋汕平远>〉、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和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的原句以说明此句并非史尧弼的独创,而已经被前人几经翻用,自以为是的史尧弼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已经沦为了前人的牙慧。又如在郑文宝《竹枝词〉注中先是引用了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指出二者意境相似,后来又强调郑诗胜过韦诗之处,接下来又引用周邦彦《尉迟杯》词、石孝友《玉楼春〉词、王实甫《西厢记〉和陆娟《送人还新安〉来说明此诗后来的流变。 钱钟书先是比较文学的专家,在这本书中, 他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给读者介绍了丰富的知识 ,比如在梅尧臣《陶者》的注里,通过引用古人诗句来反映当时实际的历史状况。又如在对王禹偁的确《寒食〉的注中引用《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来说明北宋时寒食节的风俗。书中队不同版本的对比,校勘个中正误常可看到,对诗的注疏又常佐以史料,这都体现着钱钟书的认真仔细和深厚的考据功夫。    钱钟书的这个选本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为每一位诗人撰写的小序上, 几位大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的小序尤为精彩。这些序文写得干净利落,文字清雅,客观地对诗人进行了评价与定位, 不但说出了诗人们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诗人的毛病和不足。钱钟书具有超乎常人的归纳能力,对每个人的成就和缺点都能切入重点,例如在苏轼的序中点明苏轼风格上的最大特色在于比喻的丰、新鲜和贴切,不但具体引用苏轼的诗来做例证,而且同时举出《庄子〉,《诗经〉,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以说明中国诗歌有注重语言形象化的传统;接下来又指出苏轼的毛病在于用典泛滥,过于排铺。还有一些诗人的小序写的妙趣横生,令人读之不禁一笑,比如在王令的小序中说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概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一句话就写活了王令的为人。
   《宋诗选注〉自初版几十年来一直为诸多大家青目,大多数人的评价为序、注要远远好于所选的诗。剧作家沙叶新对此有精妙的评论“ 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 !”。“ 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这是他在选诗的时候自己写的诗句,钱钟书是才子而非呆板学究,他的注充分体现了他的隽永的写作风格和严谨治学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一个充斥着生硬的机械化和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学术语言的年代,这样一部富有智慧和趣味的著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人说,钱钟书的缺点在于喜欢掉书袋,旁证博引反而使人不知所云,而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他的严谨,自信和那么一点可爱的名士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