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各位校友家属、各位同学代表：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以校友代表的身份讲几句话。先要声明的是，本人现在的发言身份虽是校友代表，但说实话，我哪里敢代表这么多优秀的校友，因此今天发言的内容只代表我自己，当然发言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由我本人承担。请各位校友放心！
先向各位简单地汇报一下本人毕业后的学习工作情况。我于95年进入六安师专政史系学习，98年毕业。今年刚好是毕业20周年。今年暑假，我们班同学还回到皖西学院举办了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95级是比较幸运的一级，赶上了大学教育并轨制改革在全国正式实施前的最后一年。因此，当时就读大学并不存在找工作的担忧。顺利毕业的大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我在9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裕安区顺河镇顺河中学。在顺河中学，我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既没有教政治，也没有教历史，有一点背叛师门的感觉。这是由于政治历史课程在初中并非主干课程，教学任务轻，工作负担小，年轻老师是没有资格上这种课的，它们都被分给资深老师。一届学生带完之后，我发现我不能这么年轻就偏安于一隅，不思进取，于是就一边上课，一边准备考研。出于务实的考虑，我没有选择报考政治类或历史类研究生，也没有报考师范类研究生，而是选择了法律专业。这算是正式背叛师门了！不过不知道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还是因为我有从事占卜的潜质，今天的现实告诉我，六安师专政史系也变成了现在的皖西学院法学院，让我绕了一圈之后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母校的毕业生。带着赵德玖老师在大学期间教授给我们的《法学概论》知识和本人在工作之余自学的法律知识，工作四年后的2002年，我参加了全国法律硕士统一招生考试。幸运的是，我考取了法律硕士，考入毛主席亲自批示一定要把它办好的湘潭大学。在湘潭大学就读期间，在认真总结反思我自己以前学习不踏实的教训后，我决定毕业后暂时不去工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湘潭大学法学院当时在法学界的名气比现在更大，在我就读期间，曾是湖南最好的法学院，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批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集体加盟湘潭大学法学院，从而使它在法学界的名气迅速攀升。我正好赶上了这段好时节。于是自然而然就把西南政法大学作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2005年硕士毕业后，我顺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当时教育部要对西南政法大学进行本科教学评估，西南政法大学的生师比没有达标，于是就要求我们这些应届考取的博士生在2006年签署“卖身”协议，承诺毕业后留校任教，就不收45000元学费，而且还有工资。在2006年12月份，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再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2007年我再次走上讲台。有一次学校的教学督导委员会的督导走进我正在上课的教室，也没有人提前给我打过招呼。我有点儿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把课上完。课后，两位西政的老教授把我喊到教师休息室谈话。他们问我是不是教授或副教授？我说还只是助教。他们说你的授课水平已经是副教授以上的水平了。我就连忙跟他们解释说，我以前不是学习法学的，而是一名皖西学院的师范生。他们说难怪上课如此专业。我想我在西政能够一开始授课就能站稳讲台，除了得益于四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外，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在皖西学院三年师范教育中对教学技巧和教学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我记得刘鑫院长当时是我们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想了很多新招来“折磨”我们。从三字一话，到备课提纲的撰写，再到亲自上台一个一个试讲，接受检验和点评，没有一点含糊。任何一个不过关，就无法毕业。弄得我们班当时一位同学，由于普通话测试总是不过关，差一点都有退学的念头了。但正是这些扎实严格的训练，才让我可以一开始就能在大学的课堂上站稳讲台。
高校教师与中学教师最大的差异可能主要在于，后者主要是传授知识，前者除了要传授知识外，还必须要生产知识。生产知识就是科学研究活动。在当前大学评价体系中，衡量一个教师的主要尺度，并不完全在于他的课是否上的好，更要看他的科研水平是否强。这当然并不是非常科学，但每一个大学老师在这个指挥棒下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从就读博士期间到现在，我在教学之余也搞一些科研工作，在中国所谓核心法学期刊发表了一些论文。有一些同仁和我的师友学生，在看过我的论文后，都发现我的研究路径跟其他法学论文有一些差异，说我写的一些论文具有一定的哲史风格，能够站在社会科学的大背景研究法学问题。当然他们并不知晓，我并非法学科班出身，而是从政史专业叛逃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在政史系接受的教育并非是一般的师范教育，而是涵盖了文史哲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我们现在将其称为通识教育。虽然从中学到的许多知识，我早已淡忘，但这三年的熏陶已经在我思想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姚治中老师等历史学老师培养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张道全老师教会了我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刘鑫老师让我们知晓了国家权力的各种配置和运行模式，赵德玖老师给了我们法学的启蒙，王习胜老师让我们学会如何有逻辑地思考和写作，我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渊博、可爱的老师，但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三年法学外的知识、视野和方法的锤炼，我的学术研究之路可能要艰难的多，也不可能在如此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皖西学院三年正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活水源头。
我在2017年被评为首届“西政好老师”。我非常珍视这个荣誉。这个称号主要授予那些得到学生认可的老师。我想我之所以得到我的学生的认可，并不在于我对他们有大爱之心，也不在于我对他们严格管束，而是能否做到身正为范。这个教学管理理念也与我在皖西学院三年的培养，尤其与我的班主任张初平老师有直接关系。张老师知道，我们这帮国家包分配的学生，入学以后慢慢就会养成懒散的作风，而这将贻害无穷。于是他坚持从小事抓起，把纪律挺在前面。他从日常生活纪律入手，严加管束，毫不手软。每到冬季，也就是类似今天的季节，就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日子了。张老师每天很早就会来到我们寝室外面，催促我们起床到操场出早操。很多同学都是直接从热乎乎的被子里直接被拽出来的。但作为老师，严厉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你自己也必须做到“身正为范”。张老师每天从家里赶到学校督促我们早起，他得要起的更早才行！
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学校，它们都是人类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虚假存在，它们没有情感，也无法思考，更不能行动。我们爱家，不是因为家值得爱，而是家人值得爱。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在皖西学院3年的求学经历，我现在到底是会变坏还是变好，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3年的经历，我的情感就少了一份寄托和眷念，我一定会错过很多可爱的老师。正是有了他们，才让我深深地爱上六安师专政史系和她的衣钵传人——皖西学院法学院。
最后，祝愿皖西学院法学院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