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简称“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遍神州大地，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兆麟，曾负责安排“开国大典”广播稿的编写和播出工作，而当年同在实况广播现场工作的梅益、李伍、胡若木、黄云、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人，都已经作古。“开国大典”实况转播的幕后故事，只能由杨兆麟来“解密”了。笔者为撰写中国广播电视人物系列丛书之杨兆麟传，多次对他进行采访。说起“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杨兆麟十分激动，对当年一起紧张工作的同事尤为怀念。
群策群力，克服技术难题
大约从1949年8月底开始，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梅益和温济泽等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实况广播”的用语，意思是：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
胡若木和杨兆麟、高而公等分工编写实况广播稿，一次又一次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以及各受阅部队的情况。同时，他们还深入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实况广播稿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修改完善。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每次也都参加讨论，深入了解情况，领会稿件的精神。
当时，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有不少难题。其中之一，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相当小，而参加“开国大典”的将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九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
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设备比较简陋，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可是，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的时候，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的尽头以后，再返回天安门广场。这样，问题就来了，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录音。由于要在检阅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事关重大，广播电台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阅兵指挥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很快就同意了。在西郊机场演习的时候，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朱德总司令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音响，包括朱德总司令向受阅部队指战员的问候：“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齐声高呼：“为人民服务!”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距离和“开国大典”现场完全相等，所以录音以后，10月1日就可以使用。现在听起来，技术上真够“落后”，可是，这在当时却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
在演习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询问他们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进行实况广播，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朱德总司令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出问题。为了保证安全、优质播出，朱德总司令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他的住处去，事前为他录音。虽然广播电台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播出不会有问题。可是，朱德总司令如此认真、谨慎，他们只能奉命照办。在朱德总司令指定的时间，黄云和杨兆麟前往中南海为他录音。这个录音虽然当天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登上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
然后，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展开了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天上地下，无比的威武、雄壮。杨兆麟事前访问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飞行的情况。刘亚楼告诉他一个“秘密”，因为飞机的数量很少，只有26架，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于是，决定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绕到北边去，再从东向西飞一次。
紧接着，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带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金水桥边。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
播音员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听众。
此时此刻，杨兆麟等四人万分激动，一点也不感觉疲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晚上9点20分了。
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总理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六个半小时。由于他们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站立了七个多小时。
大家以为圆满地完成任务了。可是，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的情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
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毛泽东等党和领导人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端，不断地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随后一同走下天安门城楼。
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束手无策，只好留下“历史性”的巨大遗憾。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毛泽东先走到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招手致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动。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广播电台事先描述了几段，写进实况广播稿中，总算是避免了尴尬。
当天晚上，杨兆麟等人回到了机关，收听广播的同志告诉他们，在放那一段朱德总司令阅兵录音的时候，时间恰好合适，但是因为事先录音的时候，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杂音相当大，没有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这在技术上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的听众并不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广播技术有了改进，再也没有采用这种“笨”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