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员队伍、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现状，任何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人都忧心忡忡。因此，党内外不少群众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呼吁采取切实措施集中加以解决。
最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在党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既是党中央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应该看作是对党内外群众强烈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可贵、可喜的。然而，由于党中央早已宣布不再靠搞运动那样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消极现象，还由于这些年来党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氛围淡化、党员标准降低的问题，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已经对正面教育产生了类似“审美疲劳”那样的“教育疲劳”，因此，对于对未来“保先教育”的的难度必须有充分估计，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保先教育”落入俗套。
一要针对实际，突出重点，切莫“一把尺子量到底”、“眉毛胡子一把抓”。从总体上说，党内存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当前的重点是政治素质低下和腐化堕落，具体到一个地区还会有所不同，不同层级的干部情况还不一样。
决不能照本宣科，简单地对号入座，看来什么问题都要解决，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前几年搞的“三讲”，上上下下都把“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作风”作为重点，具体到个人，大都隔靴挠痒，避重就轻。
与其这样，还不如抓住重点，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正面教育”代替对于一些地方突出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从前几年“三讲”的情况看，有些地方一强调“正面教育”，就回避对于具体问题的揭露和处理。对于那些公开宣扬自由化、丑化党和新中国历史的所谓共产党员，对于那些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所谓共产党员、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作风败坏的所谓共产党员，仅仅“正面教育”够吗？第三，必须严格把握标准，决不能让没认真接受教育的党员蒙混过关。
三讲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可惜，执行过程中的标准把握不严格，这些标准形同一纸空文。就说个人剖析吧，党员的心思到底用在了剖析问题，还是应付剖析？这是所有参加者心知肚明的。
今天回顾总结起来，亮出的那些意见、问题，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光荣的缺憾”。说到“理想信念”往往是“工作忙起来学习抓得不禁”，说到“宗旨意识”呢？往往是“下基层不多”，或者“想给群众解决问题，但碰到困难就不够执着”。
说到“廉正”，往往是先申明“能够执行廉正条轨，但标准降低了，有时接受了宴请和土特产”纭纭。自我剖析如此，可难为了提意见的群众，提什么呢？某领导想干事业但“有时心急”……，某领导日理万机“可就是不注意休息”；某领导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可就是“有时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这样一来，非但达不到教育效果，反而还造就出一批语言专家！最后，必须以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衡量教育活动效果，决不能简单以经济指标、业务工作取代教育效果，一俊遮百丑。不错，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但是，这不意味着“保先教育”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不能以此取代，作为衡量教育活动效果的标准。
还是应该看解决了党员队伍那些问题，精神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自然会促进党的中心任务完成。大家可能还记得“三讲教育”总结阶段的情况，大凡JDP增长、就业率提高、小麦高产、水稻增收、环境改善，诸如此类，统统归到教育活动名下，并以此作为应付上级的证据，其实对中央要求的教育活动认认真真搞了形式，扎扎实实走了过场，这怎么行呢 对于党员队伍、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现状，任何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人都忧心忡忡。
因此，党内外不少群众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呼吁采取切实措施集中加以解决。最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在党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既是党中央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应该看作是对党内外群众强烈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可贵、可喜的。
然而，由于党中央早已宣布不再靠搞运动那样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消极现象，还由于这些年来党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氛围淡化、党员标准降低的问题，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已经对正面教育产生了类似“审美疲劳”那样的“教育疲劳”，因此，对于对未来“保先教育”的的难度必须有充分估计，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保先教育”落入俗套。
一要针对实际，突出重点，切莫“一把尺子量到底”、“眉毛胡子一把抓”。从总体上说，党内存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当前的重点是政治素质低下和腐化堕落，具体到一个地区还会有所不同，不同层级的干部情况还不一样。
决不能照本宣科，简单地对号入座，看来什么问题都要解决，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前几年搞的“三讲”，上上下下都把“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作风”作为重点，具体到个人，大都隔靴挠痒，避重就轻。
与其这样，还不如抓住重点，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正面教育”代替对于一些地方突出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从前几年“三讲”的情况看，有些地方一强调“正面教育”，就回避对于具体问题的揭露和处理。对于那些公开宣扬自由化、丑化党和新中国历史的所谓共产党员，对于那些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所谓共产党员、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作风败坏的所谓共产党员，仅仅“正面教育”够吗？第三，必须严格把握标准，决不能让没认真接受教育的党员蒙混过关。
三讲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可惜，执行过程中的标准把握不严格，这些标准形同一纸空文。就说个人剖析吧，党员的心思到底用在了剖析问题，还是应付剖析？这是所有参加者心知肚明的。
今天回顾总结起来，亮出的那些意见、问题，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光荣的缺憾”。说到“理想信念”往往是“工作忙起来学习抓得不禁”，说到“宗旨意识”呢？往往是“下基层不多”，或者“想给群众解决问题，但碰到困难就不够执着”。
说到“廉正”，往往是先申明“能够执行廉正条轨，但标准降低了，有时接受了宴请和土特产”纭纭。自我剖析如此，可难为了提意见的群众，提什么呢？某领导想干事业但“有时心急”……，某领导日理万机“可就是不注意休息”；某领导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可就是“有时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这样一来，非但达不到教育效果，反而还造就出一批语言专家！最后，必须以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衡量教育活动效果，决不能简单以经济指标、业务工作取代教育效果，一俊遮百丑。不错，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但是，这不意味着“保先教育”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不能以此取代，作为衡量教育活动效果的标准。
还是应该看解决了党员队伍那些问题，精神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自然会促进党的中心任务完成。大家可能还记得“三讲教育”总结阶段的情况，大凡JDP增长、就业率提高、小麦高产、水稻增收、环境改善，诸如此类，统统归到教育活动名下，并以此作为应付上级的证据，其实对中央要求的教育活动认认真真搞了形式，扎扎实实走了过场，这怎么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