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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学史的意义篇一
从两汉时期的行政制度
到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
摘要：
历史是照亮现实的一面明镜，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到足够多的启示以防止重蹈覆辙，从而提高社会进步的行动效率。因此，关注我国古代沉淀了千万年的行政制度，可以让我们对当今社会制度的建设产生更加理性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时至今日仍然在探究中国古代行政体制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分析两汉时期的政治体制，找出其中的优势和弊端，并作为发展当代中国行政建设的一面明镜，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为完善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探寻出宝贵的经验和发展意见。
关键词：
行政；两汉；当代中国；意义
众所周知，行政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稳定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言，封建社会的行政体制在整个中国行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日趋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同其他任何层面上的历史一样，我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历史也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首创了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封建官僚体制。而之后的两汉则承袭并发展秦的各种制度，建构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制度森严的金字塔式等级官制。随着皇帝制度日趋成熟，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也被逐步确立起来。并且，由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的行政制度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为封建专制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从如下八个方面入手，逐一分析两汉时期以服务封建专制为目的的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并探究它们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
两汉的中央机构已经有了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较明确的分工，但也表现出家国不分的混乱。整个系统以皇帝为中心，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多过于纯粹意义上的国家政 1
务机关。这说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从其确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皇权的附属物，它既是皇权的外延，又以皇权为依归。
两汉时期在中央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使三公之间的权利互相牵制，得以吸收更多的人担任政务，组成了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和监察于一体的庞大中央政府，由此也壮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阵营。
在这个行政体系中，丞相国家政权的中枢。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职能，不断加强尚书的权力，导致其日趋膨胀最终成为国家的中枢机构。这种政策在加强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如若当朝皇帝昏庸无能，无法驾驭大权在握的尚书台，这一机构反而会成为掌握它的大臣们窃弄权柄的依据，而皇帝则沦落为他们手中的玩物。
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集司法、军事、财政为一体的郡县制。郡县之下，基层的乡里制度和户籍按比制度又把百姓（主要是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如此一来，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另外，这两种制度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反过来也巩固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原因是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为封建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撑的。
郡。郡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管长官为郡守。郡守对上要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监督，并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对下则有权任免与荐举其属吏。因此，属吏与长官、被举者与举主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极易蜕变成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助长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这也是导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原因之一。
郡以下的行政机构是县，它是两汉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县的主要官吏有县丞和县尉，但真正直接管理百姓的却是乡、亭、里之类的组织。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事，都是由乡里官员直接承担办理的。若用人恰当，这些吏员将有利于维持社会治安；倘若乡亭官吏营私舞弊、欺压百姓，这些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往往更加难以治理。
总体说来，两汉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1、郡、国并行，郡县制为主。
这种郡县两级制一方面保证了总体上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不同程度的封建割据。
2、最大特点是行政、司法、军事与财政的权力合一
3、两汉时期地方行政机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主要靠行政法规和朝廷发布的诏令
较严格的行政立法确定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使得政府机构有了明确的分工与协同，朝廷不断发布的诏令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成文法规的缺陷加以补充和修订。可见，二者的结合基本上能够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纵然成文法上已经强调皇权与相权、皇室与政府的分离，但事实上却并未被实施，结果导致，若碰上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例如汉武帝），好大喜功，则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而政治上又不曾有能够约束皇帝行为的制度，结果可想而知。
二、军事管理系统
军事上，两汉统治者重视加强中央集权。皇帝是军队最高统帅，握有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的高级将领是太尉。
两汉时期的军事系统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中央直接领导、担任京师宿卫的中央宿卫军系统；二是地方各级行政长官领导、担任地方守备任务的地方守备军。分别与二者相对应的统帅则是大将军（或骠骑将军）和郡尉（县尉）。
这一时期的地方守备军，主要是伴随着郡县制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同样的，在军队官吏的设置上，中央设殿卫军、宫卫军、城卫军。两汉时期地方守备军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郡国兵。这些兵将平时在农田上耕种，战时则上阵杀敌，这种“兵农合一”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军队数量太多，浪费资源；其次是训练太简略，疏于管理，调动不便。结果虽举国皆兵却有名无实，真正到了需要用兵打仗的时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在军事系统中也相应地出现了监军制度。这种对军事系统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方面有重要作用。
三、行政监察制度
两汉时期逐步确立和完善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垂直形态监察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分级别的监察机关。专门掌握监察权力的御史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行政机构之外的专司监察机构。在中央，由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的实施，又通过刺史监察郡国；在地方，郡守除自任监察之职外，还以督邮监察属县。县令、长除自行监察职权外，又通过廷掾监察属乡。这种分层的监察制度等级森严职权分明，具体来说有如下优点：
第一，组织机构严密。
第二，职掌明确，行使监察有章可依。
第三，检察官具有权威性和震慑作用。
第四，对监察官的管理形成一定的制度。
然而，由于这种监察制度还未完善，导致此时的监察管理必然会有很多弊端。例如说，监察本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建立在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因而只能成为封建皇帝进行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无法完全发挥出监察的应有作用。此外，由于监察官权势过重，倘若用人不当，就容易出现制造冤案，贪赃枉法的现象。当代中国的对应监察机关——检察院和纪检部门，就应该吸取两汉的经验教训，均衡权力的分配，优化权力的制衡，在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和审查力度，对机关工作的运转实行有力的检查和督促。
四、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
在统治者不断优化统治机器的同时，一系列较完整的以征辟和察举为主体，并伴以配套法令的选官制度和任用考核制度应运而生。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主要方式有以下两种：
1、察举。察举是汉代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注重孝廉、明经诸科；
2、征辟。征辟又分为征召和辟举
两种形式。征召是指对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辟举则是由中央或郡国的长官按一定科目征用人才，辟为自己幕僚的属吏。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诸多选官方式之间的，就是我们现今仍然沿用的考试制度。
两汉时期的官吏任用制度对任用方式、任用法规和任用期限等做了明确的说明，并且绝大部分规定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实施。两汉的官吏任用制度指出，初任官吏试用期为一年，不称职者或罢归原职，或左迁，甚至免官；另外，官吏的休假和退休制度也从这一时期起得到逐步发展完善。
这样一个重视官吏素质的政府，使得那些在血统和财富上没有显赫地位和优势的寒门学子也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汉朝这种会合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核的官吏制度，对当朝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时期过分集中的官吏选拔权力，仍在一定程度上舒服了管理的任免。虽然朝廷对选官细节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提高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然而有些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无法坚持执行。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官制改革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把握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建设，注意吸收和发扬有价值的历史经验，最终达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宏伟目标。
七、财政管理制度
两汉时期，统治者采用了中央集权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行政手段，并对其进行逐步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在两汉的财政管理制度中，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级负责相统一的特点也必然有所体现。
中央财政管理机构：治粟内史——国家财政
少府——皇室财政
在地方，由郡一级主管长官郡守主管财政，他所掌管的财政工作刻大致分为三大宗：分别是官吏俸禄、行政费用和军事费用。
两汉的财政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朝廷内被贪污腐败势力，层层对上负责的等级形式使其财政系统权责分明、便于监督，大大减少了国家财产的无故流失。
八、司法制度
两汉时期严密的司法制度，由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组织负责实施。中央负责司法的最高官员是廷尉，县以下的基层官吏中则由啬夫、亭长等负责司法事务。
各级司法机构有着各不相同的职责与权力，由上至下的垂直机构设置保证了司法工作的贯彻执行。纵观两汉司法制度的各个层面，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一是有比较完整的司法管理机构。
二是司法管理从属于行政管理。皇帝握有最高司法管理和刑罚权，地方司法管理
权由地方行政官员兼管，如知府、知州、知县等既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员也是最高司法长官。
三是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司法管理制度。
四是有系统的立法保证。
两汉时期司法制度的弊端又在于封建专制下的司法管理必然带有严重的阶级压迫性质，它总归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一种手段，因此具有很强的不平等性和野蛮性。
在吸取古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当代的司法管理体系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全面，成立了最高法院、建立各级审判、陪审部门，还制定了司法管理的基本方针作为政策引导；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服务，更相应地制订了一系列司法条例和法规。可以说，经历过多次的修订审核，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制度得到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虽然统治者实施这些封建制度的利益出发点还局限于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这些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而言，这些前车之鉴则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从事行政管理的同志来说：
首先，继承和吸取我国历史上一些宝贵的行政管理经验，可以为现实服务。其次，行政历史的学习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第三，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可以从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中得到深刻启迪。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大臣实行了很多颇有创建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各级干部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更是直接关系到各朝各代政治兴衰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封建社会，这些为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行政体制必然会有消极僵化的一面。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我们不仅要关注前人带给我们的成功启示，更要吸取他们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戒，看清现时行政管理中的弊端，以此不断地督促和激励自己继续改进。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地“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行政制度才有了生命力，人们才需为理想的政治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张鸣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秦汉制度史论》——李玉福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3、《中国历代官制》——主编：孔令纪、曲万法、刘远真、刘锦星
——齐鲁书院出版
4、《中国行政管理史》——主编：王建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5月22日
中国报学史的意义篇二
结课论文
中国工艺美术史
院 系 类 别
专 业 班 级
学 生 姓 名
学 生 学 号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09电信（2）班尹楠楠09700230
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展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金属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发展和金属工艺在当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场，青铜器的艺术成就，玉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键词：中国工艺美术，和谐性，象征性，灵动性，天趣性，工巧性，金属工艺，金属工艺的当今市场，青铜器，玉器的造型、纹饰，玉器的理性化、规范化、大众化、世俗化。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中国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出：
1、和谐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2、象征性。中国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宫廷或文人工艺美术沦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展示，造成矫饰之态或物用功效的损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为象征内涵的民间工艺美术则显得刚健朴质，充满活力。
3、灵动性。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4、天趣性。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5、工巧性。对工艺加工技术的讲求和重视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一贯传统。丰富的造物实践使工匠注意到工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并有意识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指向上追求工巧的审美理想境界：去刻意雕琢之迹的浑然天成之工巧性，和尽情微穷奇绝之雕镂画缋的工巧性。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承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
工艺美术这个词，就具有悠久技艺传统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传统工艺美术，其主要门类有烧造、煅冶、染织、编扎、雕刻、木工、髹饰工艺等等。而金属工艺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技艺。金属工艺是中国工艺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包括景泰蓝（景泰蓝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的，焊在铜胎上，再填点上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烧瓷（又名“铜胎画珐琅”，与景泰蓝的区别在于不用掐丝，而是在以铜制胎之后，在胎体上敷上一层白釉，烧结后用釉色进行彩绘，经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
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斑铜工艺（斑铜工艺品是云南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瑰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金属工艺之冠。）、锡制工艺、铁画（也称铁花，是以低炭钢为原料，将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各种装饰画。）、金银饰品等等
金属工艺在当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这不会象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业印染的面料代替了传统织物等等。我们现在有许多酒吧、别墅、环境雕塑、绿化景观围栏等等，这些都需要去用到许多传统金属工艺的沿袭手段的，并且将金属工艺加以发扬光大，再设计再创造，使其与传统形式又有所区别，使得金属工艺更花样百出，更为当今的产业，人文，大众审美，或艺术家的创造所提供材料与技术的服务。但是，当今的金属工艺纯手工的几乎灭亡，这些内容也只是通过工业手段完成，利用机器，科技。我们能看见的传统的，废功费时的纯手工制作的金属工艺制品或许只有在一些艺术院校，或金属手工工作室内产出。
商周号称“青铜时代，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较少，且较零碎。商代是青铜器的繁盛时代，青铜器多见于礼器或兵器。最大的是司母戊鼎（迄今为止），最精致的的四羊方尊（当时）。同时期的还有四川的三星堆青铜器。西周时青铜器平民化、日用化夏。春秋时，青铜器有了金银错技术和雕铸技术，青铜器极品是莲鹤方壶（出土一对，一个上交国家，一个现存河南博物院，是镇馆之宝），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还有后来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青铜编钟，是青铜工艺和音乐技术的完美结合，历经千年依然能演奏。春秋时已出现铁器，开始取代青铜器，并使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从迄今为止的考古成果来看，大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从审美的角度看，大量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商代晚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受认知世界方式的影响，玉器作品凝结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等巫术文化因素，主要成为人们沟通天地、敬神祈福的法器，在玉器的造型、纹饰以及用玉的观念上都呈现出神秘朴拙的审美特色。
由周至汉，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期，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君子“比德于玉”，玉器除了继续承载着祭祀天地、敬神祈福的功能外，又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思想内容，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成为一种表达伦理教化观念和明辨人伦规范的重要物质载体。同时，对世界的认识把握也逐渐成熟化、系统化，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越来越理性化、规范化。由于凝结着深厚、浓重的理性内容，玉器在审美倾向上体现出神圣、工整的审美特色。
从魏晋时代至清末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第三时期。魏晋时代，玉器业进入低谷，但依然有其重要意义。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它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打破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礼仪用玉传统，而儒道佛并重的隋唐时代则开启并确立了玉器的生活化方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宋元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级也不断扩大，其审美趣味日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玉器呈现出大众化、世俗化的审美倾向，具有感性、世俗、自然的美学特点。
总之，悠久的历史、深远的内涵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最终奠定了玉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赢得了世代的珍视和爱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闪射出永恒的灿烂光芒。
参考文献：
（1）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1983;
（2）上海知识出版社 田自秉先生撰著 《中国工艺美术史》 1985;
（3）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龙宗鑫先生撰著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1985;
（4）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著 《中国工艺美术史》 1993。
中国报学史的意义篇三
读乡村建设理论后感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先生1937年最先出版的书籍。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梁漱溟先生是从乡村建设出发，来对中国当时所遇见的进行剖析。当时中国正面临这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的社会秩序一片狼藉，毫无法制可言；人民处于战争当中，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梁先生从底层社会出发剖析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为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指出答案。
梁漱溟先生将书分为两部分，甲部和乙部，在甲部着重讨论了中国所出现的问题，重点说明了中国旧社会构造的崩溃，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对于中国社会构造的影响。指出了中国是个缺乏阶级的社会，在中国社会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破坏使文化严重失调。也在甲部比较了旧社会改造失败的原因和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乙部着重是解决问题。在此部分分成四段分别是乡村组织，政治问题，经济建设，成功社会。指出新社会组织的构造基础在于乡村组织，即从乡村出发。梁先生对比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指出中国自己的出路。梁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行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行，试图改变中国的现状。
梁先生曾在书中说道，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发展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而他亦指出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当时中国正受外国的侵略，洋行买办也趁机在乡村扩展势力。使乡村经济破坏力更加严重。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我认为在此处所指的改变是指西洋文化对当时中国固有的文化所形成的冲击。三者相连环而对中国产生冲击。加紧加重了对中国乡村的破坏。在前半期梁先生说是清同光年间之欧洲大战。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不足。跟着西洋的步伐破坏力中国的乡村。学习西方的教育，法律，将工业文明生搬硬套的安插到中国乡村。但西洋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与自己原先的制度也相配，而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且乡村破坏严重，没有力量去进行改革。二时后半期，欧洲大战至梁先生写这本书的时间。在这一时期，中国正在抗日，加之官僚，封建，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原本贫穷的乡村更加一贫如洗。从深一层来说，梁先生想改造的不是小单位的乡村，而是中国当时的现状。给予希望于乡村，通过改变乡村的命运来改变中国的未来。书中说到“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当时中国虽然受到外来的压迫，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不能应付环境，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联合成为一个力量去应对。就像现在所说的一样，经济发展需要各民族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在稳定的政局下，乡绅劣豪才不会，土匪才不会骚扰乡村。中国才有在艰难地环境中的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乡村建设运动实事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梁先生亦从东方农村作比较,与已经发展起来的日本做比较。指出两国的国情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加之外国势力都集中在中国，使中国发展受到挤压，且中国本地的土货未见激增，而外货大量入口，是农村经济受到更大的创伤。而官僚经济垄断了金融业，民营经济难以发展。中国今日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建乡运动实为建国运动，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构造。
梁先生也说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是特别重视家庭生活。重视父子，夫妇，等关系，也就是伦理关系。一切以对方为重。相互间尽义务，为集团生活中发达了纪律，讲法不讲情面，隐没了伦理情谊，继而抬升了个人。在政治上亦是做到了情谊各尽本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恪尽己任，以求平稳。他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是具有职业性。在西洋社会中，中世纪是农奴与贵族相对立的社会。到了近代，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而中国土地可自由买卖之，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这两点使中国土地难以垄断，难以集中生产。再之大型机械没有普及，所以更适用于小规模生产。在政治上，中国选举人才的制度在秦朝
以前就确立了，通过拣选人才来统治国家，而贵族则分享俸禄。很少参与政治。而我对与梁先生这一点不是很同意，中国是有阶级的，只要有收入，就必定会出现分层，就会有阶级的产生。在中国农民收入大底差不多，而地主收入却使农民收入的几倍。使得就形成了两层相互对立的阶级。而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到初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有所壮大，在不断的发展中，才会有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虽然辛亥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不是十分壮大。但还是推翻了封建王朝。在日后，大机器生产日益普及，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相对于大资产家，又形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故中国是有阶级之分的。
中国乡村是靠教化，礼俗，自立而治。而中国社会亦是如此。，无法治，多为人治。历来政治以不扰民为信条，以政简刑轻为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朝代。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却未建立起新的礼俗，习惯，制度还是依旧，无法做到真正的救国。无真正的大团体，缺乏个人与团体的紧密关系，团体缺乏强有力的支持。
如何解决问题，是梁先生在乙部主要论述问题。他首先就指出新社会组织构造的建立在于乡村组织的建立。而又要注重新礼俗的构造。中国社会秩序多靠礼俗，而中国社会的崩溃。而近期来中国又建立不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地方自治又兴起，而中国的地方自治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又不能完全称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出于国家的许可，从上而下演绎出来的，而中国却极为缺乏中央政权这类东西。完全是几个地方武装势力割据一方，形成的“地方自治”所以中国的转机在于统一，在于国家权利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领悟与启迪，中国人一直比较理性，需是自己领悟的才是自己走才是可行的。其实在此梁先生就是想说国民思想的独立性的重要性。亦要与外部搞好关系，沟通调和中西具体事实。结合两方的长处，如结合西方的制度，东方的伦理。要建立新的组织构造亦要从乡村入手。为什么梁先生要很注重乡村呢？这就和理性有关了，他认为农夫与工商业者比较，他们的职业有所不同，环境有所不同，所以性情脾气不同，农民接触到的是大自然，脾性宽厚自然，而工商业者居住在狭长的都市，偏急不自然。二是农民对付的是动植物，工商业者对付的是死物质。三是工商业者急急忙忙，整天在追贪之中，农民从容不迫，可容易理性的开发。四是农业适于家庭经营，工商业则不然。五是乡村人有一种乡土观念，将村庄看做是他的家，而都市生活的人很难产生这种感觉。六就是常说的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七，培养新的政治习惯，从小范围入手，便于活动。谈到具体组织，要乡约之补充改造。乡约是本着相亲相爱，相规劝，相勉励。乡约要振奋大家的志气，就是道德。与古人相比就差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有待于经济的进步技术的革新，经营方法，经济关系渐渐开展进步。而乡村组织的乡约可以解决乡村自己腐坏的问题，尤其是毒品问题，匪患，学龄儿童不如学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社会，通过教育，发展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与进步。理想社会的实现靠进步的生产技术。
梁先生为将救国救民为己任，奋斗半生。实地到山东邹县去做实验，到当地办学，教农民学习科学的种植，降低文盲率。一生都在致力于改变民生。在现代的中国，虽然科学技术发展起来，农民的收入还是低，贫富差距大，我们所要做的努力还更多。
学号：1029036
姓名：董晓颖
中国报学史的意义篇四
《中国报学史》是由我国著名报学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戈公振先生所写，它是一部研究新闻学和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之作。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人们对于“新闻”这门新兴学科的却缺乏理性思考。而《中国报学史》的诞生，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国内外新闻界誉之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首部权威著作，对我们今天的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老先生就曾说过：“戈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
看完《中国报学史》一书，首先有感于戈公振先生的执着和认真。“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决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在民初参加了《时报》的编辑工作后，他就决定从事新闻事业。他曾靠自己的积蓄到欧美日本等国家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后，他愤于国难，积极参加抗日运动。甚至留下遗书，抱了勇敢地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赴东北采访，希望能将东北沦陷后的情况真实地报道出来。除此之外，又专心于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学史。并留下了不少著作。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今天的很多人汗颜。
此外，《中国报学史》这本书图文互证，史料翔实，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者态度严谨，广泛收集也报学史相关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弥深。戈宝权曾在前言中写道：“家叔公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记得在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并“常向私家的藏书室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的藏书楼里消磨了很多时光。”
《中国报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当时，“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可见，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不过，据考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２００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对于上海报业的介绍较为详细，对其他地区介绍得比较简略；并且，这本著作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公振先生把中国新闻事业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朱传誉在《报人·报史·报学》中曾写道：这样的分法“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有不成熟的地方，有待发展与完善。虽然有这样一些不足之处，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无法取代的，依然是一本高水准的著作。
中国报学史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对于“新闻”这门新兴学科的理性思考，却少之又少，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报纸”“新闻”“记者”等西方舶来的观念也不甚明了，甚至存在偏见，如左宗棠认为记者是“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1]。虽然梁启超等人发表了诸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专项论文，对一些基本的新闻常识进行了讨论，但系统勾勒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则始自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中国报学史》的成书，与此前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邵飘萍的《应用新闻学》最终架构起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领域。
戈公振先生所著的《中国报学史》，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对于汉唐以降中国报纸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试图探究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萎缩与勃兴的成因，洋洋洒洒三十万言，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成书，对后来学者关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影响极大，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老先生曾言：“戈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2]，由是可见一斑。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3]“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4]《中国报学史》在“绪论”中即指出了报纸的本质属性——传递新闻信息。在此后的各章节中，作者围绕此辑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并加以附注，其客观扎实的著述态度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谈到太平天国洪仁玕的办报理念时注释道：“《资政新篇》一书，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君抄出。”作者在《自序》中说道：“故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5]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中国报学史》的价值不仅是对中国上千年新闻发展史资料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作者所具有的超前的眼光，以及从当前新闻实践出发的立足点。
一、《中国报学史》与一般新闻通史著作的差异
中国建国以来，关于中国新闻通史的论著多是以时间，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来划分断代，一般分为古代、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等等。根据上海书局编纂的“民国丛书”中所收录的《中国报学史》来看，全书分成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第六章报界之现状。
从表面看来，《中国报学史》似乎也不外乎此种编辑方式，但仔细读之，则略有不同。书中“官报”、“民报”、“外报”三种报纸形态，单从名称来看就有很大的差别，“官”“民”“外”即指出信息传播者（机构）的本质上的差异，由此显现出三种报纸在结构、功能、内容等诸方面的差异及其发展轨迹之不同。作者在对新闻史的梳理方面没有截然的将时间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唯一尺度，对“官报”得描述从汉唐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对于外报的描述，则是从1815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对于民报的发展，则是从公元1873年的《昭文新报》论述到民国成立之后，三种报纸的发展历程相互交叠。因此，《中国报学史》不可仅仅看成是依照时间顺序积累材料，其二、三、四章节均可独立成书，曰“官报史”“民报史”“外报史”，各章再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可以看出，全书是一种先有归类而后遵时序的叙述方式，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分类的研究，其第二、三、四章可以看作是关于报纸的专门史研究，就像我们今天的“党报史”“都市报史”的研究。
二、《中国报学史》对中国史传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传统历史的做法，大多采用春秋之笔，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于发生之事，事中之人，史官往往可以“以一字定褒贬”，史官笔下的人物或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而更主要的是，后世君主亦可从史书中探查治乱之道。魏征曾进谏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北宋司马迁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后，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大加褒扬。因而，古代史官书撰写历史大多是为当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历史参照。
司马迁做《史记》，逢结尾处或有“太史公曰”，于笔下人物言行略作褒贬，或为当世读者诫。戈公振写《中国报学史》深受传统史传结构的影响，每章之后必有一节命名为“结论”，提纲挈领地对全章节所述史实加以总结批评，总结经验，揭示教训。第二章“结论”中，作者探寻中国官报为何不能发展成现代报纸的原因，论述道：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国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故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以不过视如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侧‛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6]
批评的锋芒直指中国官报与西方近代报纸本质之差别，发人深省。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书的弊端之一在于“知有旧迹而不知有近务”[7]，尽管《中国报学史》是作为一本新闻史学教材而编著，但作者的视野超越了对“旧迹”的叙述，以当下的新闻实践为出发点，可以说是一本经真正世致用之作。
‚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常注意于何方面，及其与社会之影响又若何；此为读报者所欲知，今取京津沪汉粤五地之报纸各一种，由十一年十日起，积累四十日，而统计之，平均之；虽其结果未尽正确，然亦可以得其大要。‛[8]在“报界之现状”一章中，作者运用了社会学统计方法，采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并通过大量表格展现统计结果，对其所处时代全国报业发展状况进行描述。
从全书的构成来看，对于民国之前的报业发展，作者并未施以太多笔墨，更多的关注民国成立以后报业发展的最新状况。作者对当时报馆的机构设置、采编体制、广告发行、从业人员素质乃至报纸纸张和印刷等报纸经营层面的要素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和阐释，这些资料和观点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三、《中国报学史》对当代新闻实践与研究的意义
《中国报学史》语言虽文白相间，然而书中所述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关注。在此枚举一二述之。作者在描述民国报界现状时说：“北京与上海为政治与商务之中心，故常有专员驻其间，所得新闻为一报所独有。”
[9]描述了独家新闻和特派记者的新闻现象；“试观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雷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事实诚如此也。”[10]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今传媒行业。
作者在“绪论”中总结了报纸的特点——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和一般性，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公告性，向“多数不定之人”传达消息，指出了报纸媒介具有大众传播的性质，区别于人际传播的书信和组织传播的公文；在肯定报纸内容的“现实性”（时效性）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时宜性”的观点，“与其谓为现实性，不如谓为时宜性，则一切广义有新闻价值之材料，均可包含于内也”[11]，这一观点与后来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代，“深度报道”“专题报道”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常规武器，在这种新闻实践语境下，新闻学界需要重新反思“新闻”的定义，戈公振先生的观点不无裨益。
随着后人对中国新闻发展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报学史》的质疑也时有发生，宁树藩、方汉奇等人发表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一文中，对《中国报学史》中的两百多处史实差误进行了订正[12]。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于当时报纸的记述并不全面，评价也或有偏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就此而否定该书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纲挈领，总结全书，指出报纸发展的趋势在于“平民化”“艺术化”“全球化”，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为当前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鉴。
《中国报学史》一读可解惑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真是值得一读。
全书是叙述五四运动以前的我国报业产生与发展情况，作于1926年，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纸历史的著作，共285000字。
全书分为六章：
一、绪论
二、官报独占时期
三、外报创始时期
四、民报勃兴时期
五、民国成立以后
六、报界之现状
应该说，粗读此书，可以全面了解早期报业的历史。本书中有大量的资料可查阅，如当时报纸数量、发行、主笔等。尤其可贵的是，书中很透彻地看到外报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性质。同时对我国长期没有公开的报纸，面向大众的报纸做了分析。作者看到了我国农业社会的小国寡民的陋习，看到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钳口结舌的积习，看到了我国公共意志的难以统一等问题。
书中对我国在报业上的贡献，做了客观表述，如造纸、印刷术等。同时对我国报纸师法外报，也做了客观评价。特别是作者多有报人的正义之感、率性之言，足为今人学习、深思、慎行。总之，读了此书，了结了我希望全盘解读中国报业的心愿，乃一大乐事。这也是我返归校园，在新闻史方面有所积累的良好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