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素称“九朝古都”，但实际上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洛阳作为都城，前后历时1500年，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古都。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凌驾于佛教之上的宗教艺术，由于魏、唐两代皇室的参与而形成了龙门石窟皇家风范的重要特色，许多窟龛或造象的兴废变迁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龙门山色”自古即为洛阳八景之首。北魏以来，这里松柏苍翠，寺院林立，到唐代有十寺最为有名。山脚处泉水汩汩，伊水碧波荡漾，唐代时行船往来，穿梭其中。精美的雕像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形成了旖旎葱茏，。钟灵毓秀的龙门山色。伊阙风光。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帝王将相，高僧大德徜徉于此，赋诗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的佳句，声名远扬，今诵尤新。
潜溪寺 朋友们，下面我们将参观龙门石窟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潜溪寺。潜溪寺为唐高宗初年雕造。洞内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像阿弥陀佛居中而坐，身体各部比例匀称，面容丰满，胸部隆起，表情静穆慈祥。两侧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体躯比例适中，丰满敦厚，表情温雅文静，富于人情味，揭示了唐初雕刻艺术的长足发展。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净土宗供奉的偶像。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又一个繁盛期。佛教学风在“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形势下，南北佛教徒们不断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完成了对以前各种佛教学说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佛教中国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也使佛教造像艺术充满了清新与活力。因此，在造像艺术上发生了不同于北魏时代造像风格的变化，潜溪寺中的造像已揭开了盛唐那种丰腴、典雅的造像风格的序曲。
宾阳中洞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意义重大、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历史上称为“孝文改制”。由最高统治者实行的政治上的改革必然对当时皇家贵族发愿开凿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一定影响。下面我们将参观的宾阳中洞的造像风格和服饰就是孝文帝改制在文化上的反映。
朋友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座洞窟合称为宾阳三洞。宾阳三洞因统一规划、有计划开凿且并排布局而得名。这三座洞窟从公元500年开凿直到523年停工，历时长达24年还未完工，史书记载用工多达80多万。中间的为宾阳中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祈福做功德而开凿。洞中三壁造三世佛，从南向兹依次为过去世燃灯佛、现在世佛释迦牟尼和未来世佛弥勒佛。
宾阳中洞的窟顶是穹隆形，好像蒙古包的顶部，地面雕刻着大型莲花，周边是莲花花瓣、水波纹和其它装饰图案，如同鲜艳美丽的地毯式样子。这种形式使人很自然联想起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
主佛释迦牟屁，造像手法已和北魏鲜卑族拓拔部固有的粗犷敦厚之风有所不同，而是吸收了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的成分和当时南朝所流行的“清瘦俊逸”的风尚，形成了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秀骨清像”的艺术形式。主佛体态修长，面容清瘦，眉目疏朗，嘴角上翘，表情温和，神采飘逸。服饰已脱去了云冈石窟中双领下垂式袈裟和偏袒右肩式袈裟，改为中原地区褒衣博带的形式，衣裙下部雕作羊肠纹拖在基座前部，一层一层折叠着。这种雕造风格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成为北魏时期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造像特色。
这种造像手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了许多，正是孝文帝改制在龙门石窟造像上的反映。
中洞窟门内前壁两侧下层各有一幅大型浮雕，北为孝文帝及侍从礼佛图，南为文昭皇太后及嫔妃礼佛图。这两幅作品，精美绝伦，20世纪30年代被盗凿而去，现分别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1978年，当人们拆除宾阳中洞的清代所建砖券门时，雕凿于北魏时期造型鲜为人知的天王造像显现在人们面前。朋友们请看，当时在窟门过道两壁上发现的就是三头四臂的帝释天王和四头四臂大梵天王浮雕。
宾阳中洞完成于六世纪中叶，它显示了当时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高超水平。
伊阙佛龛之碑-----李泰与宾阳南洞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块大碑，名为“伊阙佛龛之碑”，由唐太宗时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中央令、大书法家褚遂良书丹。这通碑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形奇伟秀美，是唐楷书法艺术的珍品。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碑文中并有大量粉饰、美化李泰之语。因此，结合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的史实可知，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和用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通碑原应为此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