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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术论文篇一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 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2]。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学技术在生态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所带来的“非理性”的后果？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 [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 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 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 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哲学学术论文篇二
科学的思辨哲学的批判
1. 引言
自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语言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至今语言学界尚未形成互洽(mutual harmonization)，乃至自洽(auto-harmonization)的语言学理论体系，而国内甚至还没有提出自己完整的语言学理论。我们的科研“成果”毕竟是转述的多，批判的少；承袭的多，革新的少。德国哲学家康德(1982：3)曾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须受到批判。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也正因此导致疑难而得不到诚实之尊敬，所以只有能经受理性之自由和公开之批判者，才能获得真诚之尊敬。”秉承这种批判精神，赵彦春教授(下文简称“作者”)最近推出了他的新作《语言学的哲学批判》(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linguistic theories)(下文简称“《批判》”)。翻开该书的扉页，题记豁然眼前：
哲学是语言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思辨，从哲学的高度对各个流派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批判，这是对语言学研究方向重新定位的尝试。该书从语言本体论问题入手，探讨语言与哲学问题，然后概览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而所有这些理论又均被作者重新加以整合，并从哲学高度提出批判，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屋建瓴和融合贯通的学术意识。这种综合中外各家之言，对语言学理论进行哲学批判的专著在国内还不多见。
2. 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在第一节，作者通过对当今科学研究中重引进、轻批判现象的剖析，指出由于科学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和客观实在的不确定性，学术批判使得科学稳定且有效，使其客观性不断增加。在第二节，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哲学理论知识，探讨语言与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语言学源于哲学，又归于哲学”，阐释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现象一半属于神秘”的内涵，并针对语言学的前科学性，指出不了解语言学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就不能达到对语言学各种理论的透彻理解，也就无法察觉其根本上的局限，即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反思语言学。
第二部分(第一章)：作者在这一章侧重纠正许多学者关于神学、哲学和科学毫不相关的错误认识，阐释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和统一性，指出以宇宙论为参照，综合哲学的命题和神学的启示来进行语言本体论研究的必要性，而且只有在语言本体论的关照下才能达致对语言学第一定律——语言任意性等重大问题的辨证认识。此外，作者从创世以来的人类经典、宇宙科学以及大批哲学家关于语言的论断中总结出“大言”和“小言”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论证了语言的表征性和人类特有性。
第三部分(第二章)：作者进一步从语言哲学着眼，将分析哲学思潮分为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并重点阐述日常学派的意义，继而整合并从正反两方面客观地评价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后格莱斯研究，最后论述了日常学派的局限性。
第四部分(三至六章)：转向对现代语言学各主要流派，即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整合和批判。第三章整合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体系产生的哲学语境、对前人的继承及其学术贡献，科学地评价了索绪尔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并对索绪尔语言学系统进行再思考，重点评价了语言的任意性原则。第四章整合了乔姆斯基理论的哲学假设、政治观点、tg的研究对象、理论目标、理论特点及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对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进行了初步评论，揭露其体系内部的矛盾性。第五章整合了系统功能语法的渊源和基本理论，着重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语法隐喻和主/述位问题，提出质疑并对其含混性和虚妄性进行了论证。第六章整合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及理论取向，以及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最后就哲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对认知语言学的立论基础和作用范围进行了评价和讨论。
第五部分(附录一、二)：作者选取了自己曾在《山东外语教学》和《现代外语》发表的两篇论文“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的辨析”和“burzio内论元说证伪”，生动地展示了学术批判的无穷魅力，回应了绪论指出的学术批判之于学术的重要意义，也凸现了书名的深刻内涵。
3. 简评
该书前面三个部分是基础性、统领性的，属于“形而上之”的论辩范畴，具有恒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后面两个部分针对性和批判性更强，是本书的核心。作为一本以宇宙论为参照，审视、梳理当代语言学流派的理论，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批判的著作，《批判》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 整合性。《批判》在介绍某一语言学理论流派时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通过该流派主要代表的理论主张来凸现其理论概貌，并把它们整合成作者的批判对象。作为一名理论语言学研究者，作者从理论取向、哲学基础和主要语言观等三个方面整合各流派的语言学理论。整合过程中包含着对比。在整合的基础上，作者再进行思辨和批判。如形式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对比如下：
2) 客观性。《批判》在整合不同的语言学流派理论时，尽量客观、公正地评价它们所作的贡献和存在的缺陷。作者反复强调，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等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某些方面，缺乏多个参照系，才造成许多语言观点片面甚至荒谬。作者以为，“对于语言的认识，我们必须综合起来才能全面。综合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科内部的各家各派，我们还要放眼人类知识的浩瀚时空这一大坐标。”比如，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评价与质疑时，作者认为，“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的对立并不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而是真理的不同方面的对立，尽管各自的研究中都难免包含非真理的东西。”各种理论如身在庐山识庐山，难识庐山真面目。作者以人类经典和最新的宇宙论为参照系，从语言的本体论出发，像一名冷静的法官，客观地评价各个流派的是与非、优与劣。
3) 思辨性。四大流派的语言学理论固然都包含真理，但各自的研究中都难免包含非真理的部分。作者在整合各种理论的同时，并非一味地认同，而是进行更高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思辨，并提出种种质疑。比如，索绪尔将语言比作下棋，但作者经过分析，推翻了这一貌似有理的比喻，并得出结论，“语言的关系系统与象棋的关系系统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再比如，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认知语言学推翻了西方的哲学传统，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但作者提出反问，“颠覆西方的哲学传统？颠覆形式语言学？”所有这些思辨都为后文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批判奠定了基础。
4) 批判性。从哲学的高度对当代主要语言学流派的理论进行综合批判，是《批判》不同于其他语言学著作的最显著的特色。就批判采用的方式而言，作者大体上采用“整合理论 → 提出质疑 → 分析批判”的顺序逻辑地、全方位地进行批判。就批判采用的参照系而言，作者综合了哲学、科学和神学的参照系。就批判采用的哲学工具而言，作者主要是从语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进行交互批判，它们就像一条三位一体的红线贯穿于批判的全过程。
作者对主要语言学理论的批判概述如下：
4. 结语
作为综观的、大视野的理论著作，《批判》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自谦为“初步的、粗浅的尝试——只是参照以往的种种理论就近年来语言学界最热点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诘问，不求和声但求争鸣”(前言：iv)。因此《批判》也只能是以点代面式的，它在对语言学理论进行示例式的批判时，对产生这种理论的思想根源、发展历程和如何走入误区的批判便显得不够详尽。
总之，《批判》系统地整合了当代主要语言学理论，客观地看待各种理论之间的对立，科学地思辨它们的合理之处，并以宇宙论为参照系，从哲学的高度批判其局限性、荒谬性和矛盾性。《批判》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它的学术意义，即时代的批判精神。在当代语言学迅速发展、需要引进但更需要批判的今天，《批判》所做出的努力显然是十分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赵彦春。 语言学的哲学批判[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哲学学术论文篇三
波普尔与库恩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 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 or imcomplete 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库恩的知识观则与其语言的转向紧密相连，知识是依托范式的知识，并非单纯的客观经验内容，它包含了许多范式的限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共同体的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哲学学术论文篇四
再议科学与哲学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 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 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哲学学术论文篇五
摘 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 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哲学学术论文篇六
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及其与法治的契合
摘要：科学发展观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同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又离不开必要的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正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法治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了空间和着力点。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法治；契合
一、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是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实践。而实践是人(意识、观念)与自然、社会相统一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形态。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根植于社会实践的现实之中。这里的关键在于必须对目前的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的认识并对之进行科学的批判，惟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改变唯利是图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唯物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
在阶级社会，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各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不同的世界观会指导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彻底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并把实践的观点提升到首要地位。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而进行的积极能动的反映，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过程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总结反思(认识)改革发展经验，不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社会实践，从而推动发展目标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不断融合的过程。
方法论与世界观具有内在统一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的实践活动带来方法上的失误。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可见，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本身就是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法治的价值理念
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以法治理念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中心的概念范畴系统，以司法制度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
法治理念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基本的核心理念包括正义、公平、自由、秩序。而作为秩序，在我们今天就是讲的和谐。作为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法治，就是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一系列地法治过程来营造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营造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不论是通过法律规范来建立法治政府，促进依法行政，还是利用法律规范来平息人与人、人与集团、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抑或是使用法律规范的强制规定对于一些严重危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利益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促进社会和谐的恢复等等，都体现了法治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法治把秩序引入其规范之中，其精髓正符合维护社会的和谐，维护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一旦这种和谐被打破，我们就会通过法律或者法治的手段、途径予以恢复。这就是法治过程的价值精髓所在。
现代法治另一价值理念是自由。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由的不懈追求，才产生了社会性中介机构和多元利益集团，从而得以确立权力制约制度。权力制约制度是民主制度建立的第一块基石，是法律至上权威性和良法产生的制度保证。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怀疑态度也为程序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的契合
(一)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治理念是经济、政治、社会得以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治理念作为普世价值，并非西方国家所独有。温家宝在去年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说明，自由、平等、人权等法治理念作为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已为党和国家领导高层所认可。
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自利性。自利性是人维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利性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基于自利性的自利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之下，表现形式和产生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当代非法治国家，宪法在形式上也规定若干公民自由和权利，但由于实际操作中难以真正兑现，加之公民缺乏这些价值信仰，往往造成掌握公权的人采取权力寻租的方式自利而不受制约；另外，在此情况下，一些不法分子经常采取权钱交易双向寻租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正所谓“官无商不富，商无官不安”。这就难以避免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形成对守法公民和社会公益的掠夺，进而破坏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而在以自由、平等、权利为价值信仰的法治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自利行为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得到有效规范，公民能够通过自由选举、舆论监督、司法救济等途径对掌握公权力的人的自利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权力制衡、有限政府、司法独立等法治要素是保障经济、政治、社会得以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官员腐败猖獗且不断披上“合法”外衣；二是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比改革开放前更加凸显。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良性持久的科学发展。权力过分集中“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5怍为上层
建筑的政治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既能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碍作用。因此，科学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还应包括政治体制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改革与发展。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法治入宪、公民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权力制衡、有限政府、司法独立等技术层面的法治认知已成为国人的基本常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科学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同时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参政需要的发展。而这些政治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前提恰恰是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谈得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三)民主、宪政等法治架构为经济、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历朝历代难逃政权兴衰周期率，共产党是否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道路。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对答可以发现，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之前就已认识到民主对于政权兴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民主的道德基础是，人应该自由、平等、有尊严且自律，因而所有的成年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同等权利。宪政的精髓则在于宪法是政治权力的唯一的法律来源。㈣宪政意味着法律之上、权力受到限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治);民主则意味着，在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统治之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保障，宪法同时也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因此，个人的权利得以免遭民间和官方的侵害和剥夺。民主的指向是权力归属，宪政的指向则是权力限制。民主与宪政的功能发挥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持。基于此，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国家与社会分野来看，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社会的民主要求在国家管理层面的直接反映。我国政权的民主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管理者向“以人为本”的服务者的角色转换。在民主、宪政的法治架构下，目前诸多影响科学发展的诸如城乡二元体制、财税体制、农民户籍等落后的不合理制度必将获得解决，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廓清道路。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科学发展不但要求摒弃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而且要求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新制度。总之，不破不立，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过程既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不断革除弊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法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