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一
摘要：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是政治上的突变。但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来看，例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铁路轮船为首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以及以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也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何时？中国近代是否存在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框架和外在表现是什么样，具有什么特点，又如何界定？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应回避和绕开的课题；就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武装起义全国响应的方式，在不长的时段里，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突变”，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社会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国家基础的经济，在出现“政治突变”之后，是否也会相应地出现“经济突变”？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具体到辛亥革命而言，它确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同样可以认定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经济突变”，只不过其带来的经济突变时间拉得较长，表现不如政治突变那样激烈而已。在分析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演变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观察：一个是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部分；另一个则是变动较大的部分。
一、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变动不大的部分
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首先是广大的中国农村经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几千年延续的农业国。这一点，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因此，辛亥革命这种上层政治变动，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对农村经济的广泛冲击和影响，因而农村经济属于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部分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但是，此后商品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农牧垦殖公司增加和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也显示出农村的改变在进行中。①
其次，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化不大的另一领域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传统商事习惯，以及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经济制度的延续和影响。这方面的内容较多，这里分别各举一个典型之例以为说明。
先举传统商事习惯方面之例：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普通企业商号就有吸收社会储蓄存款作为自己营运资金的商事习惯，这种习惯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这种商事习惯，并没有在辛亥革命之后有所改变，反而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并广泛存在于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中，成为这些企业扩大规模进而发展的重要筹资手段。②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方式和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
这些变化发展中，通过报纸等传媒刊登广告公开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社会储蓄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对此，当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针对此点就曾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③
关于这种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3月20日发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函中也指出：“迩来沪上各商号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等，均以储蓄两字为增加营业资本之唯一方法，假报纸广告大事宣传，不惜诱以厚利，多方招徕，甚至大世界游戏场亦添设各种储蓄存款以固厚其营业上之实力。因之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自汗牛充栋。”该信函忧虑地指出：“诚恐此端一开，日后商店无论大小皆将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其资本不必筹措，尽可以厚利吸收……”④
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公司商号纷纷成立专门的储蓄部招揽吸收社会资金。关于此点，王志莘在《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指出：“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⑤著名的荣家企业在面粉厂达到12家、纱厂达到6家的1928年，也成立了专门经营储蓄的同仁储蓄部。⑥
这里，我们不评论这种企业商号直接吸收社会储蓄现象本身，我们只是需要了解和证实，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在农业社会中就长期存在，当近代中国向工业化社会发展转型时，尽管近代机器工业已经出现，但是史实证明，这种传统依然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在形式、规模和重要性方面甚至超过以往年代。
再看成文或不成文制度延续之例，这里举企业分配方面的“官利”制度为例进行说明：
“官利”，又称“官息”，也称“正息”、“股息”、“股利”，与“余利”、“红利”对应称呼。它的特点在于：其一，不管是谁，只要投资入股成为企业股东，就享有从该企业获取固定利率——“官利”的权利，而不管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其二，这种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计算。其利率虽因企业情况和行业领域不同而有差异，但大体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厘。因为必须支付官利，所以企业年终结账，不是从利润中提分红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不足，即谓之亏损；有余，则再分红利（红利在这里被称为余利或直接称呼红利）。其三，只要股东交付股金，官利即开始计算。虽工厂尚未建成开工，铁路尚未建成通车，官利也需支付。由于企业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也需支付官利，所以常常“以股本给官利”，或“借本以给宫利”。⑦由于官利具有这些性质，所以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就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企业投资人的关系，而是投资人又兼债权人。股票的性质，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证券投资，而同时又兼有公司债券的性质。
“官利”这种分配制度在18世纪中国的商业契约文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机器大工业企业出现以后，更是普遍存在于各种企业的分配制度中。进入民国以后，这种官利制度不仅得以延续，反而在国家颁布的法规中正式出现。例如，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第186条规定：“公司开业之准备，如须自设立注册后，二年以上，始得完竣。经官厅许可者，公司得以章程订明，开业前分派利息于股东。”“前项利息之定率，不得超过长年六厘。”⑧此后，1929年和1946年修订的公司法都保留了这一有关“官利”的规定，只不过1929年的《公司法》将年利降到了五厘⑨，1946年的《公司法》只载明了公司可在营业前分配股利的条款，而删去了具体的年利率规定。⑩“官利”在有关股份公司的法规中出现，使官利制度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依据，给官利制度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可见，“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在“官利”制度下，企业分配的利润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利率，被称为“官利”；一部分是浮动利率，被称为“红利”。辛亥革命之后，这种制度同样没有改变，不仅延续，而且在公司法上得到肯定，公开列为条目进行保护。(11)据现有资料显示，这种制度此后长期延续，一直到1956年资本主义全行业进行改造时才结束。
类似这种长期形成的商事习惯和成文不成文的经济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大体都没有什么变化，一般都有延续，有的甚至有所发展和扩大。
二、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出现的变化
与经济领域不变的部分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现变化的部分明显更多。
首先，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发展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辛亥革命之后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中国国民的权利，破除了国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枷锁，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农林工商（后改为农商）总长的张謇，在1913—1915年的任期内，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的政策法规二十余种。这些政策法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在保护民族幼稚工业，招商顶办官营企业，统一度量衡制度，统一铸币权，改组商会、减免税厘以及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等方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初步构筑了近代中国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体系，这是辛亥革命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许多法律法规和施行细则都填补了此前中国工商法律的空白，对中国民族工商实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在民国政府提倡鼓励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近代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这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第二个大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12)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在舆论宣传和社团组织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据农商部的统计，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3)
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快速崛起。也因此，这段时期被中外研究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14)
在这些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从事一种行业，取得成效后逐步扩展，最终形成横跨纺织、燃料、建材、采矿、火柴、运输、金融等多种行业进行多元生产和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大生、周学熙、刘鸿生企业集团等；有重点投资于面粉、纺织两业，并使两业齐头并进，最终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本企业集团，如荣家资本企业集团；有重点投资于某一行业并兼及其他行业的企业集团，如以纺织行业为主的裕大华企业集团、以烟草行业为主的南洋兄弟烟草企业集团、以轮船运输业为主的民生企业集团和以化工行业为主的范旭东企业集团及吴蕴初企业集团等；还有从经营商业入手，然后投资于工业而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
这些企业集团发展迅速，大多数起步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如张謇大生企业集团中的骨干企业大生纱厂，1895年起步，1899年投产；孙多鑫、孙多森的通孚丰企业集团的阜丰面粉厂，起步于1898年；荣家企业集团的保兴面粉厂，起步于1901年；周学熙企业集团接办启新洋灰公司为1906年；范旭东永久黄化工企业集团的第一家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于1914年；郭乐、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企业集团起家的永安百货公司1907成立于香港，1918年进入上海；刘鸿生企业集团中的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厂创办于1920年，等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到30年代，大部分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已经形成。
这些企业集团的另一个特点是规模大，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相当影响。这里可以举几个统计数字以见一斑：1919年，周学熙企业集团中启新洋灰公司一个企业的销量就占国产水泥总销量的100%。1924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本额占全国水泥业资本总额的55.7%，占全国水泥业生产能力总数的33.62%，占国产水泥业生产能力的43.4%；(15)1930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在中国火柴市场上的生产比重占22.43%，销售比重占22.25%；(16)1932年，荣家企业在除东北以外的全国纺织和面粉行业中的地位是：纱锭数占19.9%，线锭数占29.5%，布机数占28.1%，棉纱产量占18.4%，棉布产量占29.3%，工人数占17.5%。茂新和福新面粉厂在全国面粉系统中所占比重为：资本数占35.3%，粉磨数占30.7%，面粉生产能力占31.9%，当年实际面粉产量占30.7%，工人数占23.4%。(17)如加上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通孚丰集团所属的阜丰面粉集团的生产能力，则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系统加上孙家的阜丰系统，两家面粉企业的生产能力就占到全国除东北外面粉生产能力的40%以上。(18)
这些企业集团的资本一般都在数千万元，如大生企业集团在1914至1921年期间在企业方面的投资总额达到1244.3万两，如果再加上盐垦公司的投资，“则大生资本集团所控制的资金总计达2480余万两”。(19)且这些企业集团的资本增长速度都很快，荣家企业集团1923年全部企业的自有资本为1041万元，可仅过10年，到1932年时就增加到2913万余元，较1923年时增加了179.8%。(20)刘鸿生企业集团1920年创办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厂时投入资本只有12万元，此后历经十余年，到1931年时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和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0多万元。(21)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点。
交通运输和电讯企业在这期间也有了明显发展。在铁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运输方式中成本较低的水运只能在东部河湖水网和沿海地区有较大作用。没有水路运输条件的陆地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运输，但这些运输方式速度慢、运量小、成本高，还要考虑人、畜的消费，即便仅仅维持搬运者的最低生存需要，运费仍然很高。据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铁路运输运费每吨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独轮车或平板车的运费至少要高十倍，至于人力肩挑背驮运输的费用则高出二十至三十倍。(22)
到1911年为止，中国修建好的铁路有9618公里，1937年时达到2.1万多公里，机车1912年时为600辆，1936年达1243辆，客车1912年1067辆，1936年2047辆，货车1912年8335辆，1936年15482辆。(23)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东北三省的铁路占全国已建成线路的42%，长江以北占32%，江南占22%，还有4%的铁路在台湾。(24)
这期间同样是中国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13年时中国轮船总计894只141055吨，1924年发展到2781只483526吨，12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157只28539吨。(25)1935年时轮船增加到3985只71万余吨，比1928年净增2633只42万余吨，8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329只53425吨，大大超过了1913—1924年的记录。另据1936年对全国500总吨以上轮船公司的调查，有成立年份记载的64家，其中1927年以后成立的42家。拥有轮船81只165114吨，平均每只轮船2038吨。在这42家轮船公司中，有资本记载的24家，资本总额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资本24.1万元。(26)超过了1921—1926年的18.6万元。(27)据调查，到1936年时，中国已拥有5000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公司27家。其中，拥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14家，除原有的招商局、政记、民生、三北、鸿安、宁兴等公司外，新成立的大中型轮船公司占了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后分别有5家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问世，共有轮船22只78358吨，船均3561吨，(28)明显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
本时期在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和经营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
全国性的航业管理组织——航政局得以成立。长期以来，中国轮船公司成立、船舶检验、颁发船舶证照、考检船员及引水人、管理港务等项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设立修理等等，均由外国人执掌大权的海关一手独揽。这不仅导致主权旁落，而且执掌大权的外国洋员常常对华商进行种种压制和刁难，以至“本国船只出入于本国港湾，几若身处异国，而洋商之船舶，则反可通融办理，不受法律之限制，独得优越之地位。其间接摧残本国航业，直接保护外国航业，固不待言而晓也”。(29)在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以及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自1933至1934年起，从海关收回了航业管理权，建立了交通部直属的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哈尔滨五大航政局，统管全国航政工作，长期旁落的航政主权得以收回。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权的同时，民间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发展交通为宗旨”(30)的轮船业同业公会，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基础上改组重建。一时间，上海、天津、青岛三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先后成立的航业公会达四十多个。(31)
当时的中国轮船公司几乎全都成了航业公会的会员。航业公会在规范航业秩序、保护航商利益和促进航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公路1936年达117396公里，汽车62001辆。民航航线达11841公里，飞机27架；邮路584816公里，邮政局所72690个；电信局所1272个，从业人员20704人。(32)公路和民航都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中出现较大变化的另一领域是金融业。这里以代表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业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第一家银行是成立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银行总数只有7家，资本总数为2156万元。辛亥革命后，仅中华民国元年一年间成立的银行数就达到14家。(33)此后到1920年，不算各种原因倒闭的银行，实存的银行数目达103家，1925年更达158家。银行资本总数1920年增长到8808万元，到1925年达到16914万元。1920年银行业的总资本数是1912年的2倍多，1925年更是达到1912年的将近8倍。(34)到1937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家，资本达到4.1亿多元。(35)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活动。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期新式大机器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这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这些都为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辛亥革命打开和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法律法规初成体系，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这些骨干行业为主构筑的近代经济体系，是打破清朝统治王朝体系“旧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国“新房子”阶段中取得的成效。这些变化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国内商品和市场的发展，各种要素市场得以出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大大扩展，使得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并初步成形，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最大变化。
根据吴承明的研究，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还很慢，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36)韩启桐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的数字支持了吴承明的论断。根据韩启桐的统计，1936年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四十个海关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37)但这仅仅是通过轮船运输的贸易值。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30年代，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大约是轮船运输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38)
再从市场的商品结构来看，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都市成为商品的中转地。例如1936年上海运出机制“棉布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运出棉纱“九十六万余公担”，“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39)
值得强调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非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经济，已经不是此前完整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不是在封建王朝体系下，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是改变为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很明显，辛亥革命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资源的经济成分大大增长，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中。此时，经济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和边界；交通运输业的演进和发展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运量大范围广时间短的运输工具；电讯邮政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体系相配合，共同为市场经济资金结算和资金融通及汇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这些变化，已经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体系。
明确并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爆发过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打破此前学术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束缚，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分别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和吴承明所提出。
丁日初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他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显著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展。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他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像工人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它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样。”(40)
汪敬虞则认为，应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原因。他说，“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41)
吴承明的看法则有不同，他认为应以市场和商业的发展作为中心线索。“对19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的。且其研究范围不限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化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他主张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研究市场发展的轨迹，远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效，因为市场发展的轨迹与资本主义萌芽相比，“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并可利用物价、货币量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线”。他认为研究市场和商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遵循着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这种假说，解决了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假说的矛盾”。吴承明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迟早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正像历史上有的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有的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那样，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是“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进入社会主义后，仍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现代化”。(42)
笔者同意吴承明的看法，但认为应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理由如下：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但毕竟是外来物，是引进并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上产生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与“外因是根据，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辩证法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全面客观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整体发展演变。其次，用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变上，其结果必然有意无意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产生轻视和忽略，但被轻视和忽略的这一块却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反之，如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内容全部涵盖，包容性更大更强，能够从更高更广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整个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全貌和彼此之间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达到汪敬虞所说的“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的目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
但是，市场经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有相应的运行机制、构架和外在表现标志。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可见，法律法规的渐成体系，近代大机器制造业的兴起，铁路轮船为标志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邮政电讯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务和银行业为首的金融融资结算体系的建立等等，一方面构建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构架和标志。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后，经济领域中虽然有没有变化和变化不大的部分，但变化的部分却更明显，并且预示和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前行。而这些经济领域中的变化，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后才得以迅速兴起和实现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同样使中国近代经济发生了“突变”，只不过这个“突变”不像政治突变那样在短时段里表现明显，它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性质发生的改变上。而且，它的外在表现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
总之，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性质发生突变这一点，是我们在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不应忘记的。当然，在这其中，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促进和发展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处。
注释：
①如1912—1919年，新式农牧企业由59家增至100家，增加了69%；资本由285.9万余元增至1244.5万元，增长了3倍多（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0—3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关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可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关于卢作孚的乡村改革活动，可参见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朱荫贵：《论近代中国企业吸收社会储蓄》，载《复旦学报》，2007(5)。
③⑤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第319页，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
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见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下简称上档）s173-1-203，第20—21页。
⑥参见《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纪念册》，1929年1月编印，“附：劝告同仁储蓄宣言”。
⑦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见《张謇全集》，第3卷，第2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⑧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⑨《工商法规汇编》(1930)，转引自上海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第300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⑩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11）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1(4)。
（12）虞和平：《论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热潮》，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2)；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19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3）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0、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4）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者如吴承明、江泰新主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第390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1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69、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以下简称《刘鸿生企业史料》）。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85、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下简称《荣家企业史料》）。
（18）据上海市粮食局、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201页记载，1936年时日生产能力达51599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厂的日生产能力452218万包的11.3%”。
（19）大生企业编写组编：《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20）《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69页。
（21）据刘鸿记账房资料整理统计，转引自马伯煌：《刘鸿生的企业投资与经营》，载《社会科学》，1980(5)。另见《刘鸿生企业史料》“前言”。
（22）[美]阿瑟·恩·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51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3）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80、194—1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4)albertfeuerwerker:thechineseeconomy,1912—1949,michigan,1968,p.44.
（25）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079页表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6）《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1编，第259—265页，1937-08-15。
（2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上引均见《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1编，第259—265页。
（29）王洸：《中国航业》，第10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0）(31)《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2编，第57、3—5页。
（3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26—627页。另一说1935年轮船达3895只，675172吨（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33）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a7—8页。
（34）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5）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第114页，1979。
（36）(38)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6、2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7）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转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7页。
（39）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9—270、281—282页。
（40）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第8—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1）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序言”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第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二
摘要：辛亥革命的动力是由革命党、立宪派、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等多种力量组成的反清阵营，立宪派压抑党人，袁世凯迫孙让位应视为阵营内部的斗争，不能作为失败的依据。立宪派“保路”引发武昌起义，策动“独立”促进清朝统治的瓦解，袁氏集团拥护“共和”迫使清廷退位，革命阵营扩大恰与胜利同行。辛亥革命的目标可以理解为“主体预设”和“后人规定”等多层任务，要求彻底完成后人规定的反帝反封建任务，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据此不足以证明其失败。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主体预设的三民主义，也参与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表明了胜利。辛亥革命付出代价决定于专制的顽固与满汉之间的对峙，革命后的割据根源在于封建经济与列强干预，代价与混战也不能证明失败。革命促进了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文化意识的进步，受益大于成本，再次印证胜利。
关键字：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过去了__年，关于其成败得失的争论也几乎持续了__年，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大量的历史事实均佐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有的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显然，这一结论不合逻辑，因为评价成败应该依据主导因素作总体考察，而不是作经验教训的局部分析，胜利与失败不可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主体失权论”、“目标未遂论”以及“性价失衡论”的质疑，论证辛亥革命的成功。
一、“主体失权”论与多种主体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第一个依据是革命主体对于政权得而复失。他们认为，武昌起义以后，部分独立省份的领导权落入比较温和的立宪派手中，标志着部分地区革命派失去政权，失败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标志革命领袖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关键；北京政府建立以后，从握有一定权力的“同盟会内阁”到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内阁”，标志着革命政党失去政权，这是失败的又一表现。在失败论者那里，“地方革命派、革命领袖、革命政党相继失权”的事实，不符合“在斗争中打败对方”的胜利意义，恰恰符合“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打败”的失败逻辑，于是，失败论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失败论者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概念界定：辛亥革命的对象与动力到底是谁？
关于辛亥革命的对象本来没有异议，就是既代表君主专制制度，又代表民族压迫，而且一定程度成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但是，依照失败论者上述观点，如果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上台掌权就意味着革命失败，那么其潜台词便是：无论其对革命的态度如何，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均被列入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将立宪派以及部分与之接近的官僚与清王朝画等号的逻辑显然有误。
关于辛亥革命的动力需要作仔细分析。当时，曾有同盟会员写道：“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1]虽然，文章重点在于革命原因，但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革命并非党人独创，革命阵营不断扩大的真相。现今，部分海外学者议论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其观点可以商榷，但也引发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参与者十分广泛这一事实的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辛亥革命是由历史合力推动的真相越发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为失败论者所诟病的立宪派，其实是革命阵营的组成部分。这一政治集团的思想主张与革命派有相同之处。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强烈程度与同盟会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主张扩大民主权力，尽管长期以立宪为旗号，程度不及共和派，但不可否认，希图在中国实施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与同盟会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满洲贵族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当然其激烈程度较之激进派相对温和，正是据此学术界也视其为资产阶级代表。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与革命派存在隔膜，但是彼此并非截然对立。被视为立宪派中最反对革命的康有为其实也没有完全抹杀革命，他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宣称如果清王朝倒行逆施，革命也是“吾国自有之意”[2]。立宪派中较为激进的梁启超更是认为革命天经地义，认为革命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是一种“别造一新世界”的变革[3]。其言语竟然与同盟会如出一辙。
这一集团的行为曾与革命相互配合。1901年，维新派组织了“自立军起义”，几乎和兴中会等组织同时发动了反对清王朝的武装斗争。尽管立宪派与同盟会存在诸多分歧，但其主持的宣传民主、收归路权、抵制美货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策动南方各省独立，立宪派推动和谈，促成推选袁世凯为总统，建立了北京政府。
这一集团的演变日益向革命靠拢。如果说在“皇族内阁”出现以前，立宪派对“暴力革命”尚有保留，是向清廷进攻的另一不同战线，参与了广义的“民主革命”，那么，在这以后部分立宪派加入了更严格意义的革命阵营，并为之鞍马劳顿。因此，立宪派非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应视为革命的动力。
被失败论者视为罪魁祸首的袁世凯集团，其实也曾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宪派，进入革命阵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列名强学会；新政期间，他提出以扩练新军、广兴学堂、派遣留学为内容的新政要点十条，与深受张謇等立宪派影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南北呼应；世纪之交，他在直隶认真推行现代化新政，俨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典范。
袁世凯与立宪派交往频繁。他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早在1904年，张謇就写信给自己原来的学生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4]，并“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5]。袁世凯则恭维张謇：“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伦领袖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不多让”，并表示“鄙人不才，愿为前驱”[6]。1906年12月，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袁世凯派人参加，表示支持。他还多次向朝廷举荐张謇、郑孝胥等立宪派人士，例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曾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以至于：“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7]。
共同的立宪目标促成了朝野两派的靠拢。当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时，袁世凯等人也一改原来立宪要有“预备”的初议，纷纷上折要求“加速”。这样，在立宪的基点上他们实现了结合。由于袁世凯的显赫地位以及对预备立宪的积极态度，竟被资产阶级立宪派视为立宪运动的中坚，杨度就公开赞许他是政府立宪的首脑，张謇则称赞他“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8]。
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这种密切联系，既推动着他们倡行立宪，也是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意将袁世凯等旧官僚归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那么，他们由立宪转而革命，也就并非难以理解。
历史表明，袁氏对于革命态度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历史将袁世凯推到了十字路口，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协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点，历史在考验着袁世凯的胆识与魄力。张国淦的一段记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后经汪精卫、魏宸组游说，“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9]从“不言共和”到“不言君主”，从“不妨研究”再到“半推半就”正是袁氏对共和与革命态度变化的缩影。
袁氏与清廷的裂隙早已有之，1908年，满洲亲贵以“足疾”为由，迫使袁世凯离开政权中心，朝中重臣几成刀下之鬼，政见之争叠加权力倾轧，已促使袁世凯心生反清情愫。袁世凯出山以后开始了向革命的靠拢。出山之初，他提出组阁六条，要求不究党人，留下妥协伏笔。出山之后，“亦有深意”[10]地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11]。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12]。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也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13]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宣布退位。尽管袁世凯曾经与革命党刀枪相向，但毕竟“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14]，而且正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15]这个正在转变的袁世凯同样不能被视为革命对象，他确实为革命出过力。
当我们转变观测视角，从视立宪派与袁氏集团为革命对象，转为革命动力，那么失败论者的所谓失败过程就会完全改变，成为胜利的过程。立宪派领导“保路”，引发了武昌起义的鼓号齐鸣，恰是革命胜利的开端；立宪派策动“独立”，促进了清廷在全国统治的土崩瓦解，恰是革命胜利的扩大；袁氏集团拥护“共和”，最终迫使清廷退位，恰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样，辛亥革命的革命动力被革命对象打败的逻辑便不能成立。
当然，我们不否认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复杂斗争，有时斗争还比较激烈，即便是失败论者视为革命基本动力的同盟会内部也确实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涣散状况，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同反对民族压迫、建立民主制度、追求国家富强的最大障碍———清王朝这一革命的基本斗争相比较，均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用这些次要矛盾的得失否认主要矛盾的胜败显然不妥。我们也承认这些矛盾斗争在革命胜利后，会发生转变，甚至变为社会主要矛盾，但这毕竟是后来之事，用这些后来矛盾的得失否认当时矛盾的成败同样不妥。正像不能由于平等派、掘地派被镇压，清教分裂解体，就完全否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由于雅各宾派的败亡，就断言法国大革命失败；更不能由于林肯被刺就全盘否定美国的南北战争。
二、“目标未遂”论与多重目标
坚持辛亥革命失败论者的另一依据是革命目标没有完成。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全面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预期目标，也没有解决包括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在内的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由于目标没有实现，胜利当然有误，失败才合乎逻辑。但是，失败论者对于目标的理解以及对事实的认识均有偏差，因为没有正确解释：革命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由谁规定？目标合理与否？
革命目标应指参与主体的预期任务。学术界公认的革命目标就是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评价其成败，主体预期实现与比预期合理与否更为关键，因为预期合理与否，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没有实现的预期，必有不合理之处。
历史表明，三民主义的主体内容基本合理，而且基本实现了。民族主义反映了当时国内满洲贵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折射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民主主义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标志革命者再一次向目标发起了冲击。1912年1月，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1912年2月，清廷被迫发出退位诏书，内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16]退位诏书的发布，不仅宣告大清帝国268年统治的灭亡，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预期目标，也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初步完成了“建立民国”的预期任务。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终完成。
毋庸讳言，三民主义存有不合理之处，目标的实现也非无可挑剔。例如“平均地权”，希望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包含着超前空想的成分，并没有被革命者广泛接受，也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主要目标的实现与局部目标的局限比较，显然前者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确定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正如宋庆龄先生所言：“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巨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17]
革命目标允许后人归纳与规定。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就不是当时人们的预定，而主要是后来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进而又反过来对历史主体作出的规范性规定，当时对于“封建制度”、“帝国主义”、“民主革命”等概念尚没有科学系统的理解。在评价革命成败之时，后人归纳与规定的目标合理与否比实现与否更关键，因为只有归纳与规定的任务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必要性，事物才具有进步意义，才可能冠以革命称号。同时，归纳与规定还必须符合实际环境，具有可能性，才能作为评价依据，否则，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强加于历史之上，然后因其没有实现，从而苛求前人，显然有悖公允。
那么，“推翻封建，摆脱压迫”作为任务对于辛亥革命合理吗？说其“参与”，具有合理的一面，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间接冲击帝国主义的归纳是真实的。要求其“完成”，并且还要“彻底”，却显然不合理。首先，不合国情。环顾中国，无论是落后低下的经济水平，还是分散弱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无论是国内纷乱的政局，还是国际列强的干预，都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短时间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条件。
其次，不合规律。纵观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大都曲折与漫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1649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直到1688年才以政变的形式，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历经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其间动荡了86年。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更历经了1775年至1783年的8年独立战争和1861年至1865年的5年南北战争，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延续了82年。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西欧国家打倒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尚且如此艰难曲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有着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统治的中国，怎么能够要求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成功先例相比，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并不逊色的阶段性成果。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9]辛亥革命积极地实践与推进民主革命，并且完成了革命接力的第一棒，这是伟大的胜利。至于将当时难以完成的任务，民主革命全部的重担——“彻底推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加于辛亥革命之上，我们认为，这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是研究的失败。
三、性价失衡论与多层受益
还有的失败论者认为，革命的代价与结果不成比例，试图否定中国近代的所有革命。在他们那里，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其爆发的原因不是社会矛盾激化，而是贯穿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思想，是革命者非理性的主观意志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后果不是推动历史进步，而是无休止的内战，是社会生产的破坏，是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同改良相比，革命付出了高昂成本，带来的主要是破坏，结论当然是失败。然而，这一观点同样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没有客观回答：革命是否可以避免？革命利弊孰重孰轻？
客观事实证明，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说：“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20]。辛亥革命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世纪初的清政府对内反对改革，成为腐败的政府；对外屈膝妥协，成为洋人的朝廷，清廷已经沦为中国现代化必须铲除的巨大障碍。尽管清政府在强大压力下也曾作出改革的姿态，但是对戊戌君子的血腥屠杀，对立宪活动遥遥无期的“预备”，对官制改革皇族至上的“集中”，对路矿权力肆无忌惮的“收归”，都表现了清政府的顽固不化。正是这种腐朽与顽固将一批批改革者“逼上梁山”，投身革命。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从主张改良转向革命之路，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从“不信政府，谋求自治”转向“服膺革命，筹划独立”，袁世凯、程德全等“旧官僚”从“忠君立宪”转向“叛君共和”，凡此种种，绝非主观激情所致，恰恰是客观情势所迫。
人类历史曾有通过改良维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事例，例如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但是，正如众多论者所论，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不允许中国走这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众多社会矛盾之中，还存在着尖锐的国内民族矛盾。辛亥革命之前，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曾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久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21]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之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
满族是人数较少的民族，在其建立并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其自傲与自卑的心理交替出现，曾经发生过残酷的民族镇压，为满汉之争埋下刻骨铭心的伏笔；也曾经试图弥合满汉矛盾，但长期依然是“巡抚满汉各一半，总督汉人无一人”，裂隙尚存。太平天国运动后情况改变，满族亲贵无力应付内忧外患，只能求助汉族官僚和士绅，汉臣的地位有极大提高，甚至出现“尾大不掉”的“东南互保”。对于权力的削弱，反过来又深深刺激着满族亲贵的神经，对曾国藩曾有“布衣登高，终非宜事”的恐惧，对袁世凯更以“足疾”为由驱赶回乡。
对于立宪改良，满洲亲贵必然高度戒备，中村进午的揣测合情合理：“满人若以为藉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中村进午道出了慈禧太后及其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于是，满族亲贵的民族意识又为君主专制加上了一层顽固不化的盾牌，不砸碎，不足以变革。
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特殊环境与历史演变培育了其较强的民族优越感，对于满清统治一致存有不满。太平天国以上帝的名义，书写“奉天讨胡”的檄文，义和团以明朝遗民朱红灯的名义，举起“反清灭洋”的旗帜；同盟会以革命的名义，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甚至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也表示：“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22]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反满情绪时时激荡于中国社会，与民主浪潮一道锻造着反清的长矛，不革满清之命，难取社会支持。如果说日本的同族天皇可以被奉为维新的象征，中国长期的满汉矛盾却难以出现改革与君主专制的妥协，历史合力决定革命在所难免。
事实还证明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确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这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那种把割据和内战，简单地归因于革命赶走了皇帝，显然是神话了皇帝的作用。历史上，皇帝治下，群雄割据、连年混战屡见不鲜，“君主”的作用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描绘的那样神通广大，更不要说是多数民族不可接受的满族皇帝，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先导正是满清皇帝腐败无能，不能进取。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根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根源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直至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阀混战问题才得以解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曾经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国会建立，宪法制定，元首选举，否定了君权神授。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如“雨后春笋”，政党政治“蓬勃兴起”[24]，反映了民权上升。尽管当时不够完善，后来饱经磨难，但毕竟从无到有，为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25]其次，文化更新迈开了新步伐。五百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26]，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各种主张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不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而且陈旧思想枷锁的加快解体，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再次，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共和制新国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实业救国的热潮，发出现代化的动员令，政界制定政策，实业界热情投资，科技界积极参与，民众抵制外货，为最终迎来民族经济的“春天”准备了条件。
综上所述，不以人划线，“主体失权”论便无依据；不苛求前人，“目标未遂”论便无依据；不主观臆断，“性价失衡”论便无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的胜利，尽管其中也有诸多不足与教训。
[参考文献]
[1]精卫：《论革命之趋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25页。
[2]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编：《定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10册，第335页。
[3]龚书铎：《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4]袁克文：《容庵弟子记》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13年版，第18页。
[5]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6]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7]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中华书局，2007年版。
[8]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9][10][1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305-306、305-306页。
[11]《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1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页。
[1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16]转引自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45-246页。
[17]《宋庆龄论辛亥革命》，《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年第9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7页。
[20]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21]转引自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日本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2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
[23]《共和党地位及其态度》，《庸言报》1卷10号。
[24]邹鲁：《民初之国会》，《革命史谭》，第179号。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三
《辛亥革命的眼泪》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仸务幵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
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四
《论辛亥革命》
内容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
辛亥革命运动意义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过程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1911年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然而，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3]
二、辛亥革命的背景
（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在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限制与阻碍，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而且《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合流和进一步发展，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清政府“新政”和“立宪”骗局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这些矛盾，使之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三、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4]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四、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五、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1]引自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p67
[2]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325-326
[3]引自《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教案（选修3）p19
[4]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112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五
《浅析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题目篇六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生于20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貌的三大历史性巨变。其中，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大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它的不朽业绩值得我们在其百年之时予以特别的纪念。
一、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正是“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皇和帝是远古时期对于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原来是分开使用的。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王嬴政统一天下，觉得自己 “功高三皇，德兼五帝”，丰功伟绩“亘古未有”，远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要大的多。志得意满之际，于是将“皇”和“帝”这两个原来单独使用的人间最高的称呼合二为一作为帝号，加封给自己，“皇帝”的称号由此产生。又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于是就自称是始皇帝。
从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大约是2000多年，期间被赶下台的皇帝不下几十个，但是除溥仪外，无论是因帝位纷争还是因农民起义的打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在这2 000多年里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旧皇帝被赶下台，新皇帝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例外。但是，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初，也就是__年前，皇帝在中国的气数终于到了尽头。在辛亥革命滚滚洪流的强力冲击下，内外交困的裕隆皇太后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代当时刚满6周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统治中国2 000多年的皇帝，就这样被无情地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而且从此断绝了后继者（昙花一现的袁世凯和张勋的短暂复辟不算）。
可见，正是辛亥革命给予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史无前例地终结了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至尊至极的地位和命运。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绝对不是又一次重复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的历史轮回，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什么意义和影响呢？就是在中国，“皇帝”从此成为了字词典里的历史名词，成为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古董，彻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了。这可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当代人因为不是帝王时代受苦受难的亲历者，仅是从书本上甚至影视作品里获得对于皇帝和那个时代的非常肤浅的感知，是很难理解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深刻性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亲历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__年前曾经说过的：“没有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往往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他们不能体会到要推翻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确实是中国自封建社会形成以来的漫长岁月里所不曾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不可一日无君”，封建皇帝是秉承天命降世，代表上天统治人间的“真命天子”，人民群众只是具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天子的奴仆和子民。绝对不容置疑的封建皇权思想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残酷的思想牢笼，任何怀疑、动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言和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舍得自己的肉一片片被割了才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几个人具有这样的勇气的。因此，打到皇帝，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几个人敢想的大逆不道的事情。
此外，__年前，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法等少数国家外，几乎都实行着君主制度，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德国是威廉一世，俄国是沙皇，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则是国王。即使是今天，已经21世纪了，全世界还有40多个国家保留着君主制度，亚洲就占了一半还多。而中国却早在__年前竟然一下子就把皇帝从权利金字塔的塔尖给拉下来了，把封建统治集团的总头头给毫不留情地敲掉了，这绝对是动地惊天的历史巨变。原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就这么被打倒了，那么还有什么陈腐、落后的东西不可以怀疑，还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人们的思想？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人们豁然开朗，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获得了空前惊人的解放，革命精神受到极大地鼓舞，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因此说，“赶跑了皇帝”是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大功劳，正是辛亥革命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神圣皇权和皇帝制度统统“送进了历史的坟墓”，曾经是那么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古老中国运行了几千年的统治规则被彻底打破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秩序在整体上乱了套。这就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而由此开启的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时代。因此，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不朽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彪炳史册大书特书的，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
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它赶跑了皇帝，颠覆了封建帝制，覆灭了大清皇朝，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另一方面，它创立民国、实行总统制、制定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法令，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纪元。
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领导“中华民国”政府在帝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法、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由此将封建专制的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走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跨进了近代的门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华民国”的创立成为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中华民国”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与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接轨，标志是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正式宪法颁布前的国家根本大法。它所做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临时约法》以美国和法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等各自的权限，确立了限制总统权利的“责任内阁”制。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部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彻底地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它引导并且规定着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方向，为使中国不可逆转地由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由此而奠定了民国大厦的基石，在制度层面上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同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除了制订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外，南京临时政府还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月中，通过颁布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由此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成果的最好的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1912年3月5日，上海的《时报》发表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剪发兴，辫子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总统、议会、宪法、政党出现了，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初步由理想变为现实；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黄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政党政治的初步实践，社会团体的竞相成立，社会舆论的空前活跃，报刊杂志的论争激辩，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急剧变革，改变着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一系列中国人闻所未见的新生事物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兴旺与新生气象，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之一新。
三、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1906年，同盟会在《革命方略》中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是在__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却是石破天惊、震撼人心的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翻天覆地式的社会大革命，深刻和直观地对中国民众进行了一次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洗礼，它在推动中国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同时，阻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民主共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一种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历史发展的事实确是如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张勋复辟更是短命到12天即草草收场，都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却要曲折的多，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时间斗争。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进行了长达48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法国从1789年至1830年，再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三次封建王朝复辟，共历时86年，共和派才最终战胜帝制派稳固了政权；而从整个欧洲范围看，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到1871年德国统一实现，前后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反复较量，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才最终定局。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这种阻力却要小很多，封建势力复辟帝制无一成功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居于统治的最高层，拥有着无限的权利，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他的统治权威，在当时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强大。
1915年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国愤慨，遭到了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刻洗礼的社会各界的群起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为重建民国而斗争，很快就形成了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对敢为帝制的袁世凯“天下共击之”的局面。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重归共和。两个半月后的6月6日，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万民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张勋原是晚清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勋负隅顽抗革命军，战败后溃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拥兵徐州，成为一时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1917年5月下旬，“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段祺瑞因解散国会问题发生严重冲突，争相拉拢张勋。别有用心的张勋乘机率“辫子军”于6月14日进入北京，表面充当黎、段之间的调解人，暗中策划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3时许，张率领诸人在养心殿向废帝溥仪行三拜九叩礼，奏请复辟。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同时公布9项施政方针，连下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复辟消息传出后，也是立即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千夫所指中狼狈收场了。自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敢于帝制自为者”。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张勋等人喧闹一时的复辟逆流，之所以终于未能翻起大的波澜；复辟封建帝制在与捍卫共和体制的较量中，之所以只三两个回合就以失败告终，而没有像英法等国家那样经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探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完全地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在人们心中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地位，“逆势者亡”则成为所有敢于倒行逆施者无一能够逃脱的铁的定律。两次复辟闹剧，不仅没有中断民国，反而进一步证明了“民主共和”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启程来说，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在一定的意义上减轻了复辟与反复辟长时间反复较量将必然带来的社会震荡；减小了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代价，减低了维护民主共和体制的成本。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