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华裔文学以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双重文化身份的鲜明呈现上来凸显强烈的文化感受力，由于华裔作家在其成长及生活的时代里，所经受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物视角，从其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构建了跨文化视阈下的模因现象。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中所渗透的儒家文化模因是有着传统文化在复制与超越中的选择、适应、变异过程，这些模因变体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从粗俗到日臻完善的递进性特点。
关键词：模因论；美国华裔作家；美国华裔文学；儒家文化；跨文化进化
模因论作为新兴的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语言、文化、信仰、行为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的生物进化相互作用，其信息观、思想观、文化进化观等在变形、合并、分裂、传递中的变异选择，为解释语言和文化领域中的概念演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用政治的视角来阐释文学文本的方法是“不可逾越的地平线”[1]。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生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提纲挈领作用。以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从本族群体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接收上，在摹仿、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从而形成带有异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模因现象。本文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线索，从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探析中来梳理文化进化过程中选择、适应、变异的动态历程，并从模因适应性上来归化、异化演变趋势，以形成宗教比附型、智慧型、未来哲学型的模因变体。正是这些文化变异，促进了中国儒家文化模因的复制与传播。
一、模因论及文化模因研究
在文化的研究中，模因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研究工具，即对于文化均有模因构成。文化在模因理论下所形成的交流、传递及变迁，都是以模因为单位而进行跨文化间的解释与延续。模因论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用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兴理论，其最早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2]。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对于文化来说也存在基本的单位，遵循模因理论实现文化的复制与合并、分裂与传递等变异方式。同时，道金斯在阐述文化模因中，将模因作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并从模仿中对有形的、具体的制造样式，或是无形的、抽象的思想观念进行模仿并获得自我复制和传播。对于模因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语言、信仰、风俗、行为方式等方面，从生物进化过程中来传递类似的东西。西方学者在界定模因的信息特征时，将个人的记忆作为基本的信息单位，利用模因理论来实现对记忆的复制、成本、转化，它存在于人的记忆里，受到人自身文化的影响，并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来实现文化传播的逻辑起点和因果关系。可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模因论以其强大的阐释力，实现与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融合，以拓宽其研究范围，推动模因研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二、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的成长历程
从第一批华人走进美洲大陆之日起，中国古老的文化便飞跃重洋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谭恩美作为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被评论家冯亦代称谓“第二代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中美文化之间的碰撞，并从作家自身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上来观照两种文化融合下的对人生和命运的冷静思考[3]。谭恩美出生在美国华裔家庭，与其他亚裔子弟一样，排行最小的她的童年是在文化冲突与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她接受美国教育，内心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是其自认为美国人的自豪，另一方面，在父母都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谭恩美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感觉而孤立地成长着。家庭的变故导致母女生活的悲惨命运，父亲及大哥的去世，更加增强了谭恩美对生活的追求信心。她做过很多工作，最终带着对文学和语言的执着兴趣，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然而，母亲身患重病期间，对于谭恩美特殊的生活经历来说，面对与母亲长期的纠葛与矛盾，带着对母亲的相互理解与认同中，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喜福会》以母女情感为线索，通过生动、智趣、幽默、传神的想象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极富讲故事天才的她，从其有角有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对《喜福会》中的纵横交织的母女故事娓娓道来，细腻而不显繁琐。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华裔文学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于华裔文学作家身份的探索，一直是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焦点。两种文化差异下的长期互不了解，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交流缺失的客观因素。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美国公众带着对华人的好奇开启了美国华裔人文学创作的大门，而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将其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后天习得的美国价值文化融合在一起，并从风俗、文化、礼仪等方面向美国人展示了华裔作家的“美国梦”。黄玉雪作为生于美国而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典型家庭，其求学的经历颇为曲折。她做过秘书、也做过陶瓷，最终从中美文化的交融与反思中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其作品《华女阿五》一经问世便引起美国政府、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荣获多项大奖。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阻碍一个人成功，而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更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黄玉雪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强烈认知，从家规、长幼有序中来反观西方文化的平等价值观，并从其作品《华女阿五》的讲述中，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融合在同一个家庭中，必然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冲突，创作了独特的写作风格，而又增强了作品的独特魅力。
独木不成林，孤燕不是春。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华裔作家来说，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以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为蓝本，通过虚构与现实的融合，一改传统自传体方式，以犀利的文笔，流畅的行文方式，打破了华裔作家孤立作战的局面，并引发众多评论家的讨论。作为囊括当代美国文学通俗市场和学术领域两大成就的汤亭亭，俨然成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以女性作家所独具特色的主人公视角，深刻揭示了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性别政治、种族歧视、家族观念等主题，也通过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作为对华裔家族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典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将作者内心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其在异乡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构建，在挣扎中审视这个世界，在冥思中探索文化的根源，在双重文化身份下迷惘的主人公，最终从困惑、挫折中走出来。
三、儒家文化模因下的华裔作品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意识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作为文化符号之一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及发展中，逐渐形成我们的思维意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其遗传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也出现了适应性变化，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儒家文化以其“遗传、变异、选择”符合了模因论的典型特征，也为儒家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一）谭恩美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重要代表作，她以“讲故事”视角对4组家庭中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为线索，从岁月的流逝及空间的转移中来讲述母女之间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纠葛，并依托美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善于思考的语言中来传递着无形而汹涌的“儒家文化”。如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在《喜福会》中的女性群体里，她们因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奥威尔・谢尔所谈到的“持续的记忆资金”，在传统男权主义压迫下的“弱者”地位，使得她们对并非真实的美国身份的疑虑，尽管她们学习了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思想，但其身处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她们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伴随其一生的，她们身上所特有的民族特性是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喜福会》的女儿们都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美式教育的人，她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已经完全美国化。如她们对爱的认识，对婚姻生活的平等、自由的追求，似乎可以像美国白人一样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喜福会》中的丽娜，她的能力和才华都是优秀的，但是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她确信的“很般配的”的婚姻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言“我对他言听计从，毫无保留，根本不在乎回报”，但其婚姻生活仍然难以逃离危机。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信奉“天赋人权”的自由观念，但在母亲们所继承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里，“义务本位”的家庭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如在母女关系上，母亲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有权力干涉女儿的生活，而女儿却只能服从这样的安排。由此带来的母女间的文化冲突，也是儒家尊长思想的重要表现。如象棋天才韦弗利在比赛前，母亲杜林总是为女儿“出谋划策”，而当女儿成功之后，却认为有自己的功劳，而女儿却抱怨说：“妈妈总是拿我来炫耀，就像炫耀我那些被她擦得铮亮的奖杯。”再如小说中的素云希望自己的女儿精美成为钢琴家，不辞辛苦的工作，为的却是能够让女儿每月上一次钢琴课，而当精美故意演砸比赛后，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我永远都不会做你希望的那种女儿”，由此带来的家庭关系的纠葛，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家庭本位”理念对西方“个人本位”理念的直接冲突，这些伦理思想和价值关系，更多的是“休戚与共”“共甘共苦”儒家思想在家庭关系的彰显[4]。多年后，精美在母亲去世后重新打开琴盖，弹起曾经令她痛苦的曲子，而顿悟出曲子是“同一首歌的两半”，传递着东西文化是人类共有文化体系的两半。
（二）黄玉雪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黄玉雪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作品中遵循这一思想，如家庭关系中男性的主宰地位、女性的从属地位、兄弟姐妹之间的长幼有序等观念。其代表作《华女阿五》中，黄玉雪在记述中将典型的中国儒家家庭进行了全面呈现，父母身为家庭的主宰者，子女从未对父母的“命令”有过质疑。然而，随着西方教育思想在她意识中的逐渐形成，美国教育下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强烈的震撼了她的思想，激发了黄玉雪对父母冲撞与矛盾。与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揭示的华裔移民家庭中的母女冲突一样，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同样受到家庭伦理观的深刻影响。如在小说中阿五因成绩优异而跳级时，父亲的冷漠，母亲没有主意转向对父亲讨要想法，使得她着实失望；还有在阿五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父母安排的相亲之事，更是对儒家思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体现。美国女权运动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利进行了强调，而对于阿五来说，母亲在其结婚时却向她传输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从小就怀揣美国梦的黄玉雪，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生活中，对于追求个性的发展显然使得她接受两种文化的冲击。黄玉雪通过对阿五人物形象的刻画，从中来昭示两种取向：一方面是对内心冲出传统思想羁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身为华裔与美国主流社会对其身份认同的矛盾[5]。在家庭生活中，她极力接受家庭环境，却对儒家所传递的宿命论思想苦恼不已；在学校里，黄玉雪积极学习新思想，懂得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顶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来审视自己的身份。
（三）汤亭亭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与环境熏陶下的汤亭亭，以华裔女性作家的视角来探索文化属性上的多元性，并从中美文化下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上来审视和揭示文化差异下的民族身份。作为一名文学拓荒者，汤亭亭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但精神却游移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通过小说《女勇士》来揭示汤亭亭对父辈中国儒家思想及生活方式的排斥，以及对美国自由、平等生活理想的追求，更是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来构建华裔移民在抵御种族歧视等恶劣环境下的精神支撑力。《女勇士》里故事取材于中国神话英雄“花木兰”，并从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鬼神故事中来构建虚拟的世界，将主人公对自我文化根源及自我身份的困惑进行了传达。《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在深山修炼并成为女中豪杰，带上家族的仇恨勇斗疆场，在完成誓言返回家中后甘做贤妻良母。这些创作借助于对中国传统神话的糅合，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坚定、勇敢而又温柔贤淑的女勇士形象。还有主人公的母亲，尽管在陈规陋习中仍然荒谬诡秘，但主人公从母亲的故事讲述中，在真实与想象中完成对个人成长的诸多挑战。如在《乡村医生》一节中，对母亲的驱鬼经历所表现出的勇士般的坚强意志，更加渗透出儒家思想中的大无畏精神，这些敢于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俨然成为作者笔下一幅幅精彩动人的文化反思。
跨文化交流下的模因现象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比比皆是，正是因为在文化模因下，异族文化的“选择”与“淘汰”，通过模因的内容及形式来进行复制和传播，使得模因论成为研究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华裔作家作品中，通过异文化环境下不同源文化的选择性保持与淘汰，才使得模因得以进化。在适应西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模因往往通过变形、合并、分裂和传递的方式，以不同的模因变体形式来出现，并得到不断的复制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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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一个模因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10-114.
〔2〕傅福英，张小璐.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43-45.
〔3〕薛红.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D].山东大学，2009.
〔4〕关晶.叛逆・认同・淡化――从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看华美文学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长春大学学报，2006，（11）.
〔5〕张金娣.从《喜福会》的文化内涵看华裔的心路历程[D].黑龙江大学，2005.
〔6〕胡贝克.黄玉雪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的文化冲突[J].学术交流，2011，（11）：16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