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吴敬琏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思考给大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三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四是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宏观经济，转变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吴敬琏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思考给大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三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四是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虽然前一个时期在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或者是采取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GDP增长近14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
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
我国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据联合国在2003年发表的最新的减贫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在中国实现的。
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
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
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
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世界上许多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进而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
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三、转变发展模式的难点 问题在于，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
且不说苏联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国，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
由于2006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
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
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在配置。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
不仅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导致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
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 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
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
这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行政定价的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促使了资源以浪费的方式进行生产。
四、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如果上面结论正确，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
也就是像党的十七大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2003年年末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
它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到1976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党中央驳斥了这种主张。
对应于这种主张，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有三段话讲得非常好，值得我们仔细地品味： 第一段话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话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 第三段话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
应当就此具体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
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中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完善。
第二个问题，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
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情况，近年来也十分盛行。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
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基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和坚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给搅黄了。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或许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些都是一些虚道理，群众要的是实际的利益。其实，上面所讲的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
我个人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一些工作，信息（IT）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ICT）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多一些。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会给我们的人民、国家带来巨大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搞好市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新型的产业结构。 目前，世界的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一次大的升级转型：一个是移动的宽带化和宽带的移动化，一个是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英特网“三网合一”，还有硬件、软件、服务融合等等。
这些变革实现以后，整个信息通信产业的面貌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世界上的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飞跃。
如果我们继续维持旧的产业格局，像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给外国人“卖硬苦力”过日子，就会越来越艰难。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信息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盈利也大大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盈利的状况最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这表明，旧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我们有没有条件改变旧的产业模式、实现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我认为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我这里说三条：第一，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比如说，无论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中国从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就掌握着这种资源。
第二，中国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的。
能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其中政府机构是否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实现最近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也要在这个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大潮里面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最后，我想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
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的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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