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让老妈绝望到抓狂的孩子。
幼儿园上到中班，我还不会擤鼻涕。每次妈妈都大喝一声：“擤！”我就吸溜一下，使出吃奶力气往里吸。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我就是学不会。
有一回，妈妈给了五块钱，让我出门买一袋盐。我听成买冰棒，狂喜之中狂奔上街。我抱着一堆冰棒，一颠一颠进门时，身上衣服黏成一片――冰棒几乎全化了。不记得那时多大了，只记得老妈揍了我一身汗，然后又把我扔进盆里洗澡。洗着洗着妈妈还生气，于是在木盆里又揍了我一顿。五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碰到这样不吃打又没记性的破孩子，老妈很快就成了精细记录我劣迹的历史学家。
老妈扬着手，学着我小时笨拙的骗人模样，每一回都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个撒谎成性的家伙。也奇怪，老妈家族里的人似乎都有表演天赋，说话表情夸张，嘴里象声词也多，所以，我的劣迹就这样在时间之河里生动地漂着，怎么泡也不褪色。
我从来都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有两套迥然不同的表达系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讲尊严。而且，孩子的自尊可能比大人更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爸老妈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打击孩子自尊心的高手。老妈似乎更有创意，算是打冷枪的神射手。
一个冬天，快上一年级的我跟一帮小朋友在院子里窜来窜去，玩得正疯。老妈洗着床单，忽然勃然大怒：“还玩！看看，你又尿床了！大冬天的，洗着容易啊！”
全体小朋友都愣住了。那一刻的安静，无比漫长。
洗好的雪白床单很快晾在院子里。其实，私下里小伙伴们都知道彼此尿床的事迹。问题是，有一面标志着我尿床的巨大白旗在院子里飘着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小朋友中，我就像被批判的坏分子，颜面扫地。
大概小学二年级时，我偷了妈妈包里的钱，用途基本上是买了小人书。东窗事发后，妈妈想出一个妙招儿，兼具惩罚与防范的双重功用：我所有衣服的口袋一律用针线严严实实地缝上。
一个小偷怎么能有口袋呢？也就是说，我从此不配使用口袋。这个无口袋阶段足有一年。大概妈妈也隐约觉得，缝口袋的创意有点儿出格，所以，这个耻辱的秘密我小心维护了一年。
老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一个严格执行计划的人。甚至一切礼尚往来都被她纳入不可更改的家庭计划中。
一天，她让我给隔壁刘叔叔送几个包子。我又一次犯了极端粗心的错误，把包子错送到了辉叔叔家。路上我还在想，是啊，上回辉叔叔送了我们家一个大南瓜，所以妈妈这次就还他包子。
以至于多年后的现在，小学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却能清楚地记得“邓尔辉”这个名字。原因就是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外交危机”。
本来，几个包子送错了就错了，将错就错吧。可我妈偏不，她让我去把包子再讨回来。老妈声色俱厉：“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挽救！”天哪！这怎么可能？
我至今认为，这是自己这辈子遇上的最大难题。两家的关系不能搞坏，东西又必须索回。可是，小孩子家对自己的面子总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我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想到，时间紧迫，万一包子被吃掉我就完蛋啦！
我硬着头皮进了辉叔叔家。当然，包子最后是拿回来了。按照心理学“遮蔽性记忆”的原理，我已基本忘了这场交涉的细节。我只记得，自己像一条小狗似的转来转去，直到辉叔叔自己开口问我。所以，上初中时，学到“斡旋”这个生词，我立刻想到，不管怎么斡旋，其中一方肯定像一条转来转去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