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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在辞书编纂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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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在辞书编纂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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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并字学篇韵便览》是张元善、徐孝编订的一部容量较大的小学类古籍,它集字书、韵书、韵图为一体,前代辞书有篇韵“相副而行”以及辞书附韵图的做法,但集三者为一体,则以其为先例。其中字书《合并字学集篇》在《四声篇海》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首合并,为一大创新,在注音释义体例上继承了海篇类字书的特点,但又有所改进。其中韵书《合并字学集韵》在《五音集韵》基础上进行了音韵系统的归并,继承了《五音集韵》以等韵编纂韵书的方法,在与等韵结合的程度上,又比《五音集韵》更进一步。

关键词 《合并字学篇韵便览》 辞书编纂 《四声篇海》 《五音集韵》

《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以下简称《便览》)是明万历年间一部容量比较大的小学类古籍,由张元善、徐孝编订[1]。此书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北京方音,在音韵史上有重要地位,在辞书、文字、词汇、方言等研究领域也有一定价值。此书长期以来为明清正统学者所贬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事事皆出创造,较《篇海》《正韵》等书,变乱又加甚焉”。这一偏见,致使如此重要的著作,差点湮没不传,目前所见藏本均属同一版本系统,即万历张元善刊本,自此以后未见重刊[2]。自20世纪北音学兴起,其在音韵学史上的地位渐渐得到承认,但研究重点偏向于其中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以下简称《图经》)的语音研究,其他方面的价值尚未彰显。本文试图揭示《便览》在辞书编纂方面的特点。

《便览》集字书、韵书、韵图为一体。字书名为《合并字学集篇》(以下简称《合篇》),韵书名为《合并字学集韵》(以下简称《合韵》)。因此,《便览》又名《合并字学集篇集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录的内府藏本,即以此为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字书自后汉始,韵书自魏晋始,但最初无相匹配之关系,至宋代,《集韵》和《类篇》方始配合,《类篇》卷十五业已言明“……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而行”。此后金韩道昭著《改并五音集韵》与《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以下简称《四声篇海》)也是“相副而行”的关系,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书,合称《篇韵类聚》。二书最初并未相合为一,相比之下,《便览》则更进一步,在最初编纂时即将字书、韵书相合,合称“篇韵”。历史上“篇韵”合称的,有指《玉篇》[3]、《广韵》,有指《类篇》《集韵》,有指《四声篇海》《改并五音集韵》,以上虽均言篇韵,但不如《便览》中篇、韵关系密切(见表1)。这与主编张元善对语言文字以及前代辞书的看法有莫大的关系。张元善在序中说:“事物之赜,莫不有名,而微字莫辩其名,字各成行,而微声莫穷其形。故形,母也,声,子也……大抵类形者主母统子而不类声,类声者主子该母而不类形,形虽美而未尽也。”他主张文字有形有声,形为母,声为子,求声是为求形,同时认为前代辞书,有类形者之字书,也有类声者之韵书,字书虽美未尽善也,需要有韵书与其匹配,形声才能相得益彰。

除将字书、韵书相配,《便览》还将韵图《图经》与韵书《合韵》相合编纂。韵图与韵书相配,可追溯至《韵镜》《七音略》,二书所据皆《切韵》系韵书。此种相配只是音系上的呼应,而非辞书编纂方式中的相配。又元朝刘鉴著《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与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互为体用,但《切韵指南》单行,并未附于《改并五音集韵》。至明代,韵书附韵图的方式渐以流行,如明章黼《韵学集成》,韵书内各部之前列有韵图总摄字音,这与《便览》中韵图相对独立附于前或后[4]的方式也略有区别。明代还有一些韵图附于字书,如《韵法直图》《韵法横图》附于《字汇》,梅膺祚取他人所作韵图附于己书,以辅助字书读音的理解,二韵图与《字汇》无互为体用的关系。比较而言,《图经》与《合韵》在音系上的呼应更为紧密,在辞书编纂体例上的相合关系也更为鲜明。《图经》有二十五图,《合韵》平上去入各有二十五韵;《图经》格局主要分上下两等,《合韵》一韵也分洪细二类;《图经》中的字,也是《合韵》中的小韵代表字。另外,其他韵书与韵图的相配,往往是先有韵书,然后据韵书而作韵图,而《便览》却是先订韵图,后制韵书。徐孝《便览引证》中言“先订等韵,使无雷同拗韵,检篇切韵则不难矣”,由此可知,《合韵》编撰是一种纲举目张的做法,先作《图经》,然后作《四声领率谱》,《四声领率谱》是小韵反切的总汇,也是《图经》的扩展。在此基础上再扩展成韵书。北图本《合韵》,最前为《图经》,其次为《四声领率谱》,最后才是《合韵》的具体内容,可印证其做法。

《便览》不仅包括字书和韵书,或仅包括韵书和韵图,它集字书、韵书、韵图三位一体,先订韵图,再作韵书,然后字音有所归属,再以形归类而成字书,三者互相阐发,前所未有。

《合篇》(《合并字学集篇》)所谓“合并”,是在《篇海》基础上的合并。最早的《篇海》为《类玉篇海》,前代学者讹其著者为金王与z[5],《类玉篇海》虽佚,其序尚存于邢准所著《新修玉篇》中,据其序可知,《类玉篇海》为金代┭羧送跆所著。金韩孝彦在《类玉篇海》基础上改编,以五音三十六字母归逐部首,称为《五音篇海》,后其子韩道昭重订为《四声篇海》。《合篇》究竟以何种《篇海》为基础合并?《便览》前有《引用先贤姓氏》,只录王与z,并无韩氏父子,但王与z为讹传,这便说明《便览》编者也未见到《类玉篇海》原书,于是才因袭了前人的错误。又《便览》凡例中,“旧篇海原设偏旁四百四十四部”,四百四十四部是韩书所创[6],可知《合篇》以韩道昭《四声篇海》为基础合并。以下我们选取几种字书与《合篇》比较,以说明其在辞书编纂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合篇》收字58394(不计《拾遗》),收字量大,多于《四声篇海》,《合篇》收录了更多异体字,甚至收录了很多的讹写异体字。二书一致的部首内,字序大致相同,显示了它们内在的关联性。《四声篇海》注音以反切为主,《合篇》注音则以直音为主,兼用反切(反切所注字多数是《合韵》中的小韵代表字)。这一点《合篇》未继承《四声篇海》,而与海篇类字书相近。所谓海篇类字书,据日本学者大岩本幸次(1999)《明代「海篇类」字书群に关する二、三の问题》指出,以明万历年间为中心,一组书名、体裁相近的字书,书名多被冠以“海篇”字眼[8]。海篇类字书特点有二:一,注音多以直音为主;二,释义简略。《合篇》在这两方面与海篇类字书近似,且均成书于万历年间,此种契合恐非偶然。但它注音方面与海篇类字书还有一些差别:海篇类字书的直音是随意的,《合篇》的直音则多选《合韵》的小韵代表字,也就是列于《图经》的代表字,我们以口部前三列字(卷八第九页版心后页)为例(见表3),口、回二字本身是小韵代表字,所以用反切注音。剩余十四字,总计27个注音字,外加回字的两个又音,共29个注音字,其中有25个是小韵代表字(黑体)。可见使用小韵代表字注直音,是《合篇》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再次印证了《便览》字书、韵书、韵图三位一体的编纂方式。 《合篇》“删昔之四百四十四部,改为二百零一部”[9],比《字汇》二百一十四部还少十三部。二书均大大合并了前代字书部首,《便览》刊行年代比《字汇》略早,可见大规模合并部首,《合篇》首创其功。《合篇》归并部首原则为最简原则,在此原则上归并了叠字部首、字形复杂部首、可再切分部首、属字少部首,这些归并有承袭前代字书的,也有新创的,这些归并或对《字汇》部首的形成有影响。但《合篇》的影响力远小于《字汇》,这是因为《合篇》整体面貌还是海篇类字书的面貌,以直音为主,异读太多,无音义匹配关系,释义太简略,失去了字书本来的功能。

部首排列方式上,《四声篇海》采用三十六字母音序排列法,“改《玉篇》归于五音,逐三十六字母之中,取字最为绝妙”[10],字母之下再分四声。《合篇》没有继承《四声篇海》以音为序的方式,而是继承了《玉篇》“以义类聚”的方式。但《合篇》分类不清晰,有一些部首混杂于其他意义的类聚中,不像《篇海类编》有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人物类、身体类等清楚的门类分部。如《合篇》卷五部首歌诀为:第五犬豕鱼兔鸟、宀广龟黾鼠骨小、牛羊马豸鹿阜穴。卷五大致为动物类部首,但宀广骨小阜穴等不属于动物类。这恐怕是为迎合《合并字学集篇部头歌诀》七言歌诀的押韵,还有可能考虑到每句的歌诀含义。这种排列方式看似不便检索,但若能记诵歌诀,检索起来反倒方便,也是编者煞费苦心的地方。部首下诸字排列,则继承了《类玉篇海》笔画排列法:按照笔画分段,四画以下为一段,以后每画为一段。

《合篇》大刀阔斧地合并了《四声篇海》的部首,同时继承了前代字书以义排列部首、以笔画排列部下之字的方法,在注音释义方面与海篇类字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它的直音更多的建立在《合韵》《图经》的小韵代表字上,因此更为系统。

《合韵》在《五音集韵》基础上改订。《五音集韵》最初的作者为金人荆璞,韩道昭在荆书基础上撰修了《改并五音集韵》。荆书已经亡佚。按照《便览》之《引用先贤姓氏》,只列“荆璞”,未见“韩道昭”。《便览》所据,也非荆璞原书,而是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韩书出而荆书亡,明大成、弘治、正德、万历年间皆有《改并五音集韵》的重刊本。《合韵》与《改并五音集韵》相距四百年,而且《合韵》基本上如实反映了时音,韩书则有一定的保守性,二书在音韵框架上有较大差别。《合韵》据韩书,一方面指据韩书进行音系合并,另一方面则指在辞书编纂体例上的继承。

滕霄《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集韵序》中言“《五音集韵》者,荆璞取司马公之法,添入《集韵》,随母取切者也,主类声而声各隶于诸母”,所谓“司马公之法”即韵图列三十六字母之法[11],这里意为以三十六字母添入韵书,这是荆书的首创。韩书继承荆书“陈其字母”的体例,又在此基础上“序其等第”,不仅按三十六字母排列韵字,还分其等呼,如:一东见母下有公小韵为一等,其下标注,有弓小韵为三等,其下标注。此种做法当是韩书首创。《五音集韵》(以下所称《五音集韵》皆指韩书)无韵图相附,但是它的编订却以等韵为依据,宁忌浮以为“昌黎子心目中耿耿有一韵图在”[12]。《合韵》继承《五音集韵》以韵图结构改造韵书的做法,但具体做法还有些不同,《五音集韵》将不同等呼的字,列在同一母下,用符号标识等呼,《合韵》则是先开合口分韵,同韵先列洪音字,再列细音字,洪音细音再各依三十六字母顺序排列属字。这又是一种改革,如果完全按照《五音集韵》的做法去列洪细音,往往把同韵不同等的字混于同一字母下,虽有符号标注,但仍容易混淆;而《合韵》的做法,同一字母下的字均同韵同等呼,这样同音字组的界限便更清晰了,也无须额外的符号说明。另外,韩氏等韵框架仍有守旧之处,韵的安排有时与等韵框架不合,而《合韵》的改革比较彻底,先革新韵图,打破了旧韵图四等框架,真正与时音契合,也真正做到了韵书、韵图为一体。

与《合篇》不同,《合韵》主要以反切为主,继承了韵书的注音传统。不过,《合韵》反切没有沿用前代韵书的反切。《五音集韵》沿用了《广韵》反切,又兼采《集韵》反切,但《合韵》的反切却完全是新制的。《便览・凡例》第十三条中说:“或言群书反切已成尔,今改立反切,更变门法,则群书何所据乎,不然群书反切原有篇韵所取,篇韵尚且舛伪,群书何所据乎”,可见其反切是从时音出发而新制的。毫无疑问,《便览》革新反切是彻底的,不是旧反切上的修补,而是另起炉灶。从《凡例》来看,它革新反切的方法是借助革新的韵图,革新的反切也不需要借助太多的门法。

比起前代韵书,《合韵》的注释非常简略,不过比《合篇》略微复杂。《集韵》《五音集韵》收录了不少异体字,或径与正体并列再注释,或正体注释后,再列异体,标明“同上”。《合韵》继承了这种做法。不过,《合韵》所收的异体字更多,同样收录了不少讹写异体字。同时广收异读,包括前代韵书已经记载的,也包括当时的方言俗读。前代韵书中的异读,或两处又音互见,或至少在一字下注又音,但《合韵》不注又音,更没有互见。这大概是因为,《合韵》与《合篇》相副而行,《合篇》已经标注出一字的所有读音,因此要了解一个字的异读,可查《合篇》,要了解异读的音义关系,则可据《合篇》查《合韵》,当然这是比较费力的。

根据以上研究,可得出《便览》辞书编纂方面的几个特点:第一,字书、韵书、韵图三位一体,互相阐发;第二,字书《合篇》在《四声篇海》基础上合并,大刀阔斧合并《四声篇海》部首,在注音释义方面比较偏向于海篇类字书,其直音法又比海篇类字书更系统;第三,韵书《合韵》在《五音集韵》基础上合并,继承了《五音集韵》以等韵框架编纂韵书的方式,在这方面比《五音集韵》做得更彻底,其反切也是在新韵图框架下新制的。《便览》的这些特点,其中有继承的方面,也有创新的方面,有的继承了前代辞书的优良传统,有的却不尽然,创新的方面,有的是大大的创举,也有徒劳费心的地方。但我们认为,它在辞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附 注 [1]《合并字学篇韵便览》署“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惠安伯永城张元善校勘、布衣居士金台徐孝合并”。目前来看,关于其著作权的归属尚有分歧。周赛华指出张元善负责组织编撰工作,徐孝负责具体编订工作。我们同意其看法。

[2]目前所见藏本有西北师范大学藏本、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罕见韵书丛编本、江西图书馆藏本、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据笔者研究,它们均属同一版本系统,即万历张元善自刊本。

[3]此处指《大广益会玉篇》,非原本《玉篇》。

[4]西北师大藏本,附于《合韵》后,原北图藏本,附于《合韵》前。

[5]《重刊〈改并五音篇〉序》:“又至大朝甲辰岁,先有后阳王公与z祥等以人推而广之,以为《篇海》”,王公、z祥为二人。“后阳”为“┭簟敝讹,“┭敉豕”即王太,“以人”为“八人”之讹。王太为主撰,z祥等八人为参修,后世学者皆以此书著者为金人王与z,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6]《类玉篇海》无名氏序只说“大要仿玉篇分部”,并未提及合并部首。

[7]反切+直音,是指一字下同时使用反切法与直音法。

[8] 海篇类字书,也是在《篇海》基础上改订的,最早可追溯至《五音类聚四声切韵直音海篇大全》,金韩孝彦重校。目前可见较早的海篇类字书为《新校经史海篇直音》(以下简称《海篇直音》),成书于明初。

[9]见《便览・凡例》最后一条。

[10]见《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韩道升序。

[11]《切韵指掌图》传为司马光所作,《指掌图》最早将三十六字母平列。

[12]见《校订五音集韵》前言第8页第1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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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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