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词语搜集、整理等工作，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迄今已持续进行了六十余年，成果之丰硕自不待言。新词语不论从词条本身反映对象的广泛性上看，还是从对其进行搜集整理的时间性上以及研制手段的先进性上看，六十年间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检讨得失，总结经验，对于把握未来新词语研究的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新词语 词条的多元化 编年本词典 研制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百废待兴，但语言文字工作仍备受重视：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1952年6月11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中国语文》杂志社成立……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样样都是新概念，各个都需词语表述。因此，解放之初，人们几乎每日每时都会接触到新词新语，新词语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推出的一部工具书即是《新订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
从1952年至今，六十余年过去了，有关新词语的工作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粗略估算，仅专门的新词语工具书即出版有一二百部之多。再看五十余年间历次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更可明了：对新词语的搜集、整理等工作，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可以说一刻也未停歇，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亦是如此。1960年《现汉》试印本出版，其后的每个版本，都或多或少地将一些新词语收录进去，反映出该词典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如2002年的《现汉》增补本，有1200余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按揭、宽带、蓝牙、双赢、疯牛病、实名制、转基因、纳米技术、三个代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可持续发展、CEO、WTO”等，令人耳目一新。2012年的《现汉》第六版，更有3000多个新词语被增收其中，如“宅、北漂、给力、捷运、雷人、山寨、团购、微博、限行、摇号、潜规则、情人节、云计算、pm2.5”等，格外引人瞩目。六十年来新词语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工具书的收条上，更表现在对新词语所进行的研究上。检视六十年来新词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将对未来新词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深有裨益。
一、词条收录由对政治条目的过分关注向各类词语的全方位收录发展
《新订新名词辞典》收条目5500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条目，例如“第三国际、减租减息、法越三八协定、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等，甚至有不少是政治性的“事件”，例如“意尔斯事件、柯佛海峡事件、波兰九一事件、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事件”。这不奇怪，一个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各族各界群众对这个政权还不甚了解，对建立这个政权的政党的政治主张和与其政治主张息息相关的一些事件也还不十分熟悉，因此新政权利用工具书将其政治主张在群众中加以宣传，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个时代较多出现过分政治化的词语，只能说那个特殊时代社会发展还不够平衡和健全。一部新词语工具书，对那一时代产生出来的词语只能忠实地加以记录。从所收词语本身来看，政治性的词条词目往往过长，词感也不强，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普通词语相比，相去甚远。像《新订新名词辞典》这样较多收录政治性条目的工具书，在那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当然并非仅此一例，《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一书，所收的近400个新词也有不少是政治性的。这样的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状态，从周荐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韩国大邱：中文出版社1997）所收条目看，那一时代所造出的新词语更无一不是政治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中国政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生活愈趋丰富，反映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词语逐渐常态化，这些词语也很快成为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词语，逐渐成为了新词语研究和新词语词典关注的主流。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政治性词语的数量逐渐递减，到21世纪初编纂的编年本《2006汉语新词语》时，纯粹政治性的词语几乎难觅踪迹了。应该说，新词语词条所反映的对象由类别单一向全方位发展这样的现象，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是新词语产生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为新词语研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新词语词典的编纂由以若干年为一时段向年度性逐渐过渡
新词语的搜集和整理，最初常见的是以若干年为一时段进行的，新词语工具书的编纂，最初一般也是以若干年为一个单位进行的，而这个若干年的时间长度，短则至少二三十年，长则可达四五十年。例如，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所收词条的时间跨度，有的长达二十余年；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亢世勇等的《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收条时间更长，有的跨度甚至达到四十年。近年出版的沈孟璎《新中国60年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2），收条时限超过半个世纪。宋子然等正在编纂的《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收条时限更长达一个世纪。或许正是因为新词语词典编纂时段长短可以不拘，并无硬性的要求，所以不少人都曾编纂新词语词典，八仙过海，乐此不疲。仅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词语词典，较为著名的就有闵家骥等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宋子然主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王均熙的《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诸丞亮等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李达仁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周洪波主编的《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21世纪的头几年又有不少新词语词典问世，举其要者即有：林伦伦等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姚汉铭的《新词新语词典》（未来出版社2000），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的《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曲伟等主编的《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沈孟璎的《新词新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王均熙的《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邹嘉彦等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这还不包括编年本新词语词典。我们注意到，上述词典中不乏学者们的精心结撰之作，融入了学者们对新词语研究的成果；但也毋庸讳言，个别的较为粗疏，更使人难以容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出版的现象。有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出版不久旋即拿来改编一下再度出版。至于不同的作者编纂的新词语工具书所收词条的重复现象，更是常见，陶炼（2002）《编年本〈汉语新词语〉系列词典部分词目的著录年代》一文对此有评述，此处不赘，读者可自参阅。倘无利益驱动，如此重复劳动，反复进入市场，智者谁为？这样的做法对作者的精力和社会财力来说都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于书包一再减负却减不下来的学生及其家长来说，花钱买回来的东西却有着相当大的重复率，问题不容小觑。 新词语研究除了要继续关注传统媒体（从信息来源上看：官方媒体、大众媒体；从传播方式上看：立体媒体、平面媒体）之外，一些自媒体，也要给予关注。这是因为，比起传统媒体来，自媒体更是年轻一代喜欢发表议论，经常发表意见的处所。关注自媒体，对于我们了解青年一代的新词语创造、使用、传播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以更开放的思维面对新词语，恐怕是未来需要我们着力考虑的问题。从新词语查找、筛选，工具书编纂的手段上看，走电子化、网络化的道路当是方向。而由国家层面组建研究队伍，则意味着有了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可避免小作坊式的经营和分散多头经营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有利于打造过硬的产品――品牌辞书。“中国梦”，要经我们全体辞书人之手具化为中国的“辞书强国”梦。而“辞书强国”梦的实现，要从大家自身做起，现刻做起，一点一滴做起。新词语工具书虽只是辞书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门类，但它的研制，未尝不可作为我们“辞书强国”这座大厦的一撮砂、一粒石子。
附 注
[1]这就是于根元主编的《1991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和《1992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刘一玲主编的《1993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和《1994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2]这就是周荐主编的《2006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7），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8），《2008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09），《2009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0），《2010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1），以及侯敏、杨尔弘主编的《2011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2）。
[3]参看夏中华《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学林出版社2007）周荐“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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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荐，杨世铁.汉语辞书研究的热点展望.辞书研究，2010（3）.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门 999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