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让“无欲”的亲信宦官们干预帝国经济贸易
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为皇室经营财产，实际上，他 们在财富上的“欲望”却相当强。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几个朝代的宦官势力很大，甚至影响了历史发展轨迹，作为特殊群体，明代宦官权势更属空前绝后。明代宦官之所以被皇帝倚重，跟明朝初年设定的政治统治架构密切相关，为了让宦官势力与文官集团互相制约，明朝宦官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而且还逐渐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
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宦官的使用有过国策性的规定，《明史》中记载，明太祖规定宦官“官无过四品”，同时“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实际上，从他的儿子朱棣成为永乐皇帝以后，就把他的“家规国法”束之高阁了。
众所周知，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其领导者郑和就是永乐皇帝深为信赖的综合能力很强的太监。郑和率领的巨大船队既是一个政治出使团，也是一个军事集团，同时更是一个从事国际海外贸易的商队。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郑和去办，从技术层面来说固然有能力因素，而郑和的身份――宦官――更是皇帝所看重的。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与外廷的文官团队相比，长期身处大内的皇帝更把作为皇室“家奴”的宦官看成“可靠的自己人”，而那些有头脑、懂权术、识文断字的宦官更成了那个时代的能人。郑和也属于时势所造的英雄。可以这么设想，明代早期的七下西洋，即便不是由郑和组织实施，也会是另一个太监带队。
“这些远征都由从事外事活动和为皇帝求宝的宦官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政治因素固然是其重要方面，而郑和船队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不可小觑，庞大船队每次出海所携带的巨额财富和所有开销都由国家承担，帝国是全额投资方，可见皇室对其寄予厚望。郑和远航船队带回来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珍宝，还有皇室贵族阶层所需要的琳琅满目的奢侈消费品，这些“舶来品”让明帝国的国内市场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刮起了商业新风。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沿海跨越了半个地球，向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包括非洲东海岸的国家打开了一扇国际通商的大门，堪称为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壮美篇章。郑和船队远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经济贸易，还对明帝国以后的经济贸易结构影响深远，并不因为郑和的宦官身份而在历史上有丝毫逊色。
从史料来看，自明成祖永乐皇帝即位以后的240多年，明帝国每一个朝代都赋予宦官中的领导者“太监”以极重的政治、军事、经济重权，但本文只谈明朝太监们对帝国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出于统治考虑，明朝建国初期为体现民生情怀，以及当时主要承担赋税的农民的有限缴税能力，从顶层设计上，朝廷定的税率较低，明代的国家赋税收入远低于400年前宋代的国家税收（《剑桥中国明代史》），然而，明帝国皇室的开销并不见得比宋代皇室少，而且政府运营开支、国防支出等也不会减少，于是除了正常规定的税收外，实际上各级官府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额外税赋，这是“公开的秘密”，从地方到帝国中央都心照不宣。
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宫的铺张奢侈开销助长了统治者对民间财富的搜刮，明朝皇帝派遣身边的宦官为他到各地敛财，于是宦官势力大举介入帝国经济领域。
诚然，明代宦官群体中也出现过能力较强、品行较好的“好宦官”，这在《明史》中有记载，如上文所说的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些长期身处皇宫大内，与帝国最高权力异常接近、生理心理上都发生了畸变的特殊人群，宦官在明朝历史上对国家经济的作用弊大于利。
作为明朝皇室“经济代言人”的宦官们插手帝国哪些经济领域呢？明朝皇帝绕过管理国家财政的法定机构，直接派出一批批太监到全国各地搜刮财富，沿海和内地的关税、林产品的征用、盐税、矿税、织造等，都成为宦官监管控制的领域。明代皇宫内宦官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各“监”的负责宦官被称为“太监”，威权很重。久而久之，“太监”就成了对宦官的尊称。在明帝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经济太监”，如北京附近的林产品税征收名义上是归工部征收，实际上却是由宦官掌控，他们征收木板和圆木供皇宫使用，权力很大，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到15世纪后半期，明朝宦官势力几乎控制了军队所有的军需品的生产采购，控制了纳贡制度下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还替皇室管理皇家丝绸、瓷器工厂，为朝廷采购和运输国内的产品，负责很多帝国的大工程一一如皇宫、皇陵和寺庙的建造等，可以说，这时候的宦官们成为国家一特殊形态的官僚集团，他们的触角延伸到并掌控着帝国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落。《明史》卷304这样记载：“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
皇帝让“无欲”的亲信宦官们干预帝国经济贸易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为皇室经营财产，实际上，他们在财富上的“欲望”却相当强。
派遣到各地的“经济太监”绝大多数是贪婪狡猾之人，他们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除了进献给皇室以及向更高等级的掌权宦官行贿之外，大部分都中饱了私囊，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都知道“经济太监”是肥差，在选派宦官到各地去担任税使、监督的时候，宦官集团内部早就明码标价出售职位了，所以，他们一上任就想着法子盘剥搜刮也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正史上关于明朝太监巧取豪夺、骚扰地方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篆祷祀帝，因为奸弊……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谷大用者，（刘）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等等。“经济太监”们为所欲为，甚至连朝廷大臣都不放在眼里，隆庆时期的太监滕祥得到皇帝的信任，骄横跋扈，“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征，靡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国有资产，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经济太监”们掠取社会财富的情形很疯狂。《明史》中如此描述：“大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搜刮的财富90%进了太监的腰包。当然，贪婪作恶的太监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十六世纪初，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专恣骄横”，权倾天下，据说刘瑾因谋反罪被抄家时，抄出家中“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继世纪闻》），其它珍贵物品不在其内。如果所记不虚的话，数额堪称贪污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当时的宦官势力掌握了大明帝国多少财富。因为刘瑾的巨额家财相当部分是来自各地“经济太监”的孝敬。
明朝末期，宦官势力对经济的掠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宦官杨荣到云南任矿使，杨太监名义上是为皇帝开矿理财，实际上“搜取宝石，诈扰诸夷，土司俱蠢蠢谋乱”（《万历野获编》），他的贪婪狡诈造成边境局势不稳定。像他这样贪婪阴狠、为非作歹的“经济太监”在当时很普遍，文人沈德符随手就列举了一批“坏太监”，他们是：“天津之马堂、福建之高采、辽东之高淮、徐州之陈增、湖广之陈奉、广东之李凤、李敬、通湾之张烨、湖口之李道……几遍天下，其播毒皆杨伯仲也（对地方百姓的毒害与杨荣不相上下）”。沈德符用沉痛的笔调控诉了当时宦官势力对社会财富的劫掠、对民间百姓的残害压榨。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掌控国家经济首先是出于皇室需要，而实际操作的“经济太监”们敲骨吸髓地从中渔利，骚扰地方，扰乱天下，受难深重的就是最低阶层的无权无势的纳税百姓，宦官控制国家经济于国于民毫无裨益，给明代经济打上了一记灰暗烙印，助推了明朝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