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部全面反映湘籍著名学者、文学理论研究专家胡良桂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的著作《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宋德发主编）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作为一部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之作，此书的面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学者个案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弱点 作为近年来受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一个研究热点，“当代学术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当代（1949年至今）学术研究进行的学术研究，借此可达到辨清当代学术发展源流，梳理当代学术的演变脉络，总结成绩，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当下以及将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的目的。然而，任何一次对新的学术领域的探索都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与当前当代学术史研究颇受推崇的局面相反，此项研究在开展之初也曾遭到过不少的质疑之声。首先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问题。从字面来看，“当代学术史”包括两个要素：“当代”和“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战国时代，《庄子・杂篇・天下》就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历史渊源、学术脉络进行了专门的记述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总结评价；到了近代，又有梁启超、钱穆两位国学大师分别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各领风骚，对明清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因而，类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问题的争论，如果说“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遭到质疑的话，那么问题就不是出在“学术史”而在出在了“当代”上。在《“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一文中，陈平原首先追问的就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的问题，毕竟当代学术还处在“进行时态”，缺乏足够的历史沉淀，“撰史”的分寸很不好拿捏。但不论质疑的结果如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这许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陈平原、余三定等一批专家学者的积极研究以及《云梦学刊》等刊物的大力倡导下，“当代学术史研究”无疑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实践”已经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但学术研究说到底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因而在“可以做”的前提之上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应该做”，来支撑，即是说，在确认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行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确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以使当代学术史研究工作做到真正的“名正而言顺”。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原在为余三定主编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一书所做的序中说：“实际上，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正是这些琐碎但又执着的努力，给中国学术的‘自清洁’，以及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1}由此可见，当代学术史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余三定认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学者个案研究、学术批评等方面。”{2}显而易见，“学者个案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学者个案研究即针对某个学者个体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学术品格以及学术影响等方面内容进行的研究，这种学术史研究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学案体是一种专门叙述各种学派与其学术源流的创作体裁。此体的多数著作记事程序是：首先为不同学派代表立传，其次辑记有关人员的‘论学精要’，再录载他们的遗闻逸事、后人评价。学案体的创作宗旨是介绍不同学派的学术发展。这种体裁起源于南宋时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明末清朝人金祖望等人的《宋元学案》、王梓材的《宋元学案补遗》、江藩的《宋学渊源记》与《汉学师承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近代徐世昌等人的《清儒学案》，等等。”{3}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学者个案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案体”这种研究体式的精要，另一方面又有创新发展，创造出灵活多样的学者个案研究范式。根据余三定的考察梳理，“学案体”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是近年已出版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四种主要类型之一：“内中可再分为‘学案体著作’和‘学者自述’两个小类。前者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九谒先哲书》，……后者指由学者自撰或口述而成的著作， 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6卷本《世纪学人自述》。”{4}同时，“学者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形式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提倡。例如陈平原就认为：“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5}由此可见，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个案研究”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实践。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学者个案研究”在作为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同时，也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按照余三定的说法，研究当代学术史，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展开：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学术批评、学者个案研究。不可否认，这4个角度的研究均未充分展开，其中学者个案研究最为薄弱。而‘当下’的学者研究‘当下’的学者，也并未形成气候。因此可以说，对‘当下’学者的研究几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空白。”{6}虽然近些年来针对当代学者的个案研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出现了不少有水平上档次的著作和文章，但无疑这些还远远不够，学界正在呼唤更多有代表性有创建性的著作问世，以丰富、发扬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个案研究。
二、《从湖湘走向世界》：
学者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之作
在当代学术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而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却略显薄弱的现实情况下，宋德发主编的《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应运而生，可谓一部学者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之作，虽然主编宋德发只是很自谦地称之为：是在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添砖加瓦。《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全面反映了湖南当代著名学者胡良桂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学术品格以及学术影响，其独特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编撰过程中的“三大选择”：研究对象选择，研究形式选择以及编撰内容的选择。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选择。
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与之同理，从事学术史研究，研究对象选择的重要性同样是不言而喻。无论是近代学者如梁启超、钱穆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是当代学者如陈平原、余三定等作当代学术史研究，所选研究对象无一不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特殊的研究价值甚至开一代学术之风气、引一代学术之潮流的著名学者，而“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由于“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无疑就更需要慎之又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可谓是“漂亮地打赢了第一仗”，此书既遵循了当代学术史个案研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普遍标准”，亦有其特殊的“价值考量”。
就“普遍标准”而言，胡良桂无疑是当代一位不论学术成就还是学术品格都首屈一指的学者。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像同时代许多年青人一样，经历“社会”和“校园”两所“大学”的洗礼，终凭自身扎实的知识积淀、勤奋的思索钻研以及坚韧的学术信念，一跃而为当代学术大潮中中流砥柱一般的人物。1979年，胡良桂在《湘江文艺》第11期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没有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主流吗？》，自此一发不可收，30多年来，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小说评论》等数十家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150余篇，出版了包括“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在内的专著8部，另外还主编了《湖南文学史・当代卷》与《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在长篇小说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主流文学研究和湖南文学研究四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种奖项，可谓成果丰硕、影响巨大。然而，倘若一名学者仅有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而无值得称道的学术品格、学术精神，那么也不过就是一台高效多产的“学术机器”，终究是“不足为外人道”。这一方面，作为一位“真学者”，胡良桂也可谓是丝毫“不落下风”，在同行师友中有着相当良好的口碑。评论作品，他不偏不倚；提携后辈，他不遗余力；好友谭桂林说他“待人以赤子之心，处世以君子之德”；姜贻斌则评价他：“无论这个时代如何朝前走去，无论社会风气如何变化，无论文学处于高潮还是陷入低潮，良桂先生却能够始终不渝地在文学评论的田园里辛勤耕耘。他好像要在这个喧哗的世界上，决心稳稳地端着这一个文学评论的饭碗，让自己的腹腔堆积着精神的食粮，此生便足矣。”{7}一言以蔽之，精神品格之高如胡良桂者，不枉为学者矣。
而就选择胡良桂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的“价值考量”方面而言，主要是指向胡良桂所身处的“研究领域”以及他独特的“地域身份”。纵观当代学术史个案研究领域，针对当代各界学者的研究虽说不少，但针对当代文艺理论领域学者的研究可真是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几乎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在我国当前的文艺批评队伍中，客观地讲，与蔚为大观的“作品评论大军”相比，“理论研究市场”并不显得十分“景气”，而胡良桂能从作品评论领域跨越到理论研究队伍成功实现“两栖”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无疑是既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的。而胡良桂对文学现象、文学规律从理论高度上予以的宏观体察与微观研究，对繁荣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事业进而推动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胡良桂不仅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文学理论研究专家，更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湖湘籍文学理论研究专家，其独特的“地域身份”使得《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显得更为意义独特。作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多年来，胡良桂在带动湖南文学批评事业发展进而推动湖南文学创作事业提质增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对唐浩明、谭谈等人作品的评介以及专著《楚文学的现代回声》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说到底是要为文学创作服务的，面对近年来湖湘文学发展令人喜忧参半的局面，对胡良桂的全面研究对于推动湖南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胡良桂是50年代学者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通过30年如一日的坚守，在当代长篇小说评论、比较文学研究、主流文学研究和湖南文学研究4个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并且自成一家，换言之，他已经具备了成为当代学术史研究对象的‘资格’。”{8}
其次是研究形式的选择。
无论是当代文学史，当代哲学史还是当代学术史，一旦跟“史”沾上边儿，“当代”就成了一个略显“尴尬”的话题。不少人还健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被历史正式“验货”，面对富丽堂皇的历史圣殿，谁上谁不上，该如何上，都是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在没经历史检验与经过历史检验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所遗留的“痕迹”可能会完全不同。
面对“当代书写”的艰难性，《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可谓是“连过三关”，经受住了重重的考验，终成正果。第一关是编撰形式的选择。研究当代学者，作传，介绍，评论，还是不传不评仅向读者呈现一份客观的“原始档案”？此书给出的显然是最后一个选项。这一创造性的选择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研究当代学者的优势，资料丰富，考证方便；另一方面也有效避开了研究当代学者的难处，时间太近，结论难下，颇有一种“功过由后人评说”的意味。第一关应该说“过得漂亮”，但第二关也紧随其后，面对恒河沙数、质量不一的研究资料，繁重的搜集、甄别、整理工作无疑是对编者耐力和眼力的一种双重考验。这一点上，历时两载有余的编撰工作向读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纵览全书后不难发现，此书对胡良桂学术成果的收集全面细致，收录的评论文章典型精彩，的确是一部耐心上心精心的优秀著作。除此之外，在这“看得见”的“两关”背后其实还暗藏着人们通常“看不见”的“第三关”：一颗“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者之心。本书主编宋德发教授无疑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些，正如他在此书编后记《为1950年代学者建档》一文中所言：“现将这些零散文章编辑成书，为当代学术史对胡良桂及其同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原始档案，同时也为青年一代学者的治学之路提供一份参考地图。”{9} 再次是编撰内容的选择。
从事当代学术史个案研究，思考选用哪些内容最为到位地展示一位学者平凡又不凡的学术人生，对研究者而言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全面了解一个人一般需要通过“自述”和“他述”两条路径，全面了解一个学者当然也不例外。但与一般人不同是，学者独特的“身份标识”要求“自述”和“他述”的重心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即从单纯的“为人处世”向“治学”方面侧重，重视对学者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学术追求、学术影响等的评述。遵循这一标准，《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共分“四辑”，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的身为学者的胡良桂为人治学的独特魅力。
其一，以学术评价为核心的学界反响。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曾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序》一文中说：“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著作是学术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何影响）。”{10}与此相契合，《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的第一辑“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部分主要收录的就是学界对胡良桂学术成果进行研究评论的论文，共计52篇，约占全书比重的四分之三，是此书当之无愧的“重头戏”。其中，既有对胡良桂学术成就与学术品格的整体评述（1篇），即《“既知道在哪儿，又知道想去哪儿”――胡良桂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品格》；又有对胡良桂四大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分别评价（4篇），如《史诗：文体意义与价值评判的互动――论胡良桂的“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还有针对胡良桂7部专著的专门评论文章（47篇），如《读》和《比较文学：向死而生――读胡良桂的》。这其中相当不乏一些既精彩又很有分量的文章。
其二，以学者风范为焦点的大众评介。学者不仅是学术圈的人，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人，在当今媒体批评规模日益壮大、影响日益加强的现实条件下，想要全面了解一位学者，学术圈的“他述”要听，来自公众媒体的声音也不可小视。“就当代学术史研究来说，特别是个案研究与建立‘原始档案’，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媒体批评同样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领域。的确，媒体批评是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由于受众的制约，导致媒体批评更强调‘通俗’而非‘深刻’，学理色彩较为淡薄，但这并不妨碍媒体批评中出现尖锐、优秀的批评。特别在当代，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早已相互渗透，学者也常常接受媒体采访，诸多访谈、回忆与评介往往出现在媒体批评而非学院批评之中。因此，我们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时，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媒体批评内容，同样是‘原始档案’的组成部分。”{11}
秉承重视媒体批评的理念，《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二辑“思维创新和勇于担当”部分，收录的就是媒体公众对胡良桂治学为人的评介文章。这些文章从总体上看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共媒体对胡良桂的评介，如《成如容易却艰辛――胡良桂和他的长篇小说研究》和《用史诗的方式探寻史诗》，另一类则是相交多年的同行师友对胡良桂的印象感受，如谭桂林的《赤子之心君子之德》和姜贻斌的《良桂二三事》。前者主要是从公众的视角出发表达对胡良桂学术成果的肯定和学者风范的颂扬，后者则更多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师友同行眼中的胡良桂，表达方式更随意，表现对象也更显生动可亲。
其三，以学术体验为中心的学者自述。英国作家伍尔夫曾说：“如果你想确保你的生日在三百年后被人纪念，最好的办法是写日记。”{12}这话虽带有些玩笑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述”的重要性。虽然常言道“旁观者清”，但这种“他述”的“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相对的，与研究对象相隔太远难免会因把握不准而人云亦云，与研究对象关系太近又可能会因人情面子而陷于谄媚，更不要说那些心怀怨恨而进行的恶意诋毁的。由此而论，学者自述应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当代学术史个案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三辑“文学使命与文学精神”部分应该说就是专为学者自述而开辟的一块“自留地”。该部分收录的主要是胡良桂著作的前言或者后记，不是卢梭式充满感情色彩的自我忏悔，也不是胡适式力图客观真实的人生记录，而是对自己多年来学术求索、学术体验的一次真诚自白。特别是最后一篇《当下湖南文学的现状及问题――胡良桂访谈录》，真实记录下了从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研究多年的胡良桂对文学评论界存在的问题、当前湖南文学现状以及文学的精神出路等问题的观点看法，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份反映胡良桂文学观念、学术体悟的宝贵资料。
其四，以学术成果为基点的著作总览。《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四辑“著作篇目与索引”，以年代为顺序建立了一个收录了胡良桂全部学术成果的小型目录与索引，堪称一次全面展示胡良桂30余年治学历程的“学术成果展”。其中包括专著8部，主编合著6部，1979年到2013年间发表的论文150余篇，以及散文一篇，报告文学一篇。这部分内容虽只寥寥数页，但其重要性绝不下于前面的“三辑”，可谓本书最后的“压轴戏”，没有这些，之前的全部论述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疑，此部分既全面展现了胡良桂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是后人开展胡良桂研究最好的起点与基石。
三、《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的学术史意义
作为当代学术史学者个案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的面世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概而言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为胡良桂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详尽完整的“原始档案”，为当代学术史学者个案研究创造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
首先，《从湖湘走向世界》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与编写大部头的通史类著作相比，许多学者都更倾向于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陈平原在《“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一文中说：“谈论学术史研究，我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13}余三定对此也颇为赞同：“当代学术史刚刚过去或者说正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现在就写‘通史’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不如先以问题为中心作研究，待积累到一定时候，再写‘通史’性的著作。”{14}而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可以说正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的最好体现，其间因由，余三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十分明确：“个案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学术人物就是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把一个重要学术人物研究深透了，就意味着对某一学术问题也研究深透了。”{15}就此而论，对胡良桂的全面研究体现的不仅是其本人的学术人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以胡良桂为代表的一批甚至一代中国学者以学术为生命的心路历程。《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的编后记《为1950年代学者建档》体现的正是胡良桂在这一代学者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胡良桂是1950年代学者的一位佼佼者，是中国人文科学复兴30多年来的一位见证者和代表性学者，具有这一代学者几乎所有的共性。”{16}因而，胡良桂学术生涯的特点其实就是1950年代学者学术追求的共同特点，胡良桂所代表的学术问题其实就是1950年代学者所曾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胡良桂的全面关照就是对1950年代学者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的一次全面关照。 其次，《从湖湘走向世界》为胡良桂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详尽完整的“原始档案”。《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收录了有关胡良桂的研究文章70篇，时间横跨20余年（1989-2013），其不仅是一份详尽完整的“胡良桂研究资料汇编”，更于幽微处画出了一条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变迁与学术变革的隐形轨迹，是日后从事胡良桂学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份兼具基础性与宏观性的重要资料。而除了“实用价值”之外，此书最为难能可贵之处，恐怕还是在于对研究对象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的淋漓尽致的呈现。对于很多学者而言，有时候，从事当代学者个案研究，人生境界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比立足于研究对象而取得的学术成果更为珍贵，即所谓的“与学者结缘”。“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严格说来，无论为文为人，均无捷径可言。但对于像我这样以读书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在与研究对象的长期对话中，不可避免地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甚至为人处世以及文章风格。不只与其‘对话’，还要与之‘结缘’，影响自是更加深远。”{17}在中国数千年的学术长河中，这份精神的传承或许比文字典籍的流传更为珍贵。
再次，《从湖湘走向世界》为当代学术史学者个案研究创造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不论是相比中国古代的“学案体”，还是相对于为当代学者作传或者评论，“原始档案”这种研究范式都不乏一定的创新之处。它既是对研究对象学术成果与学术影响的一次全面展示，又避免了因“妄下结论”而失却学术的严谨，对当下以及日后的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工作都有着相当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而这种创新说到底是与研究者的用心分不开的。就像传记书写十分强调传主与作者之间的某种“默契”，做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从湖湘走向世界》一书的主编宋德发教授早年便于胡良桂相识，胡良桂不仅是他心目中的“前辈”与“名人”，同时也是他心目中的“好人”和“朋友”。事有凑巧，当代著名学者研究又正是他的学术兴趣点之一，如此一来，对胡良桂进行专门而细致的研究对他而言就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得心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醒着后来的研究者：从事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结合自身情况慎重选择研究对象与研究形式，才能真正做到事半而功倍。
总而言之，《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一书是对胡良桂这位“用学术勾画人生”的学者30余年学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展示，其中既有一位“大学者”的学术成就，也有一位“真学者”的学术品格。正如余三定所言：“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将是坚守自己的学术研究，自尊自信，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多种诱惑面前能冷静自持，不随流俗，不慕虚荣。对他们来说，治学与其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作为真正学者的内在生命冲动，是人生价值的显示。”{18}
注释：
{1}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4}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新兴的学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叶守法：《文史文献检索概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5}{17}陈平原：《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第7页。
{6}{8}李奕：《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添砖加瓦》，《湖南日报》2014年3月10日。
{7}{9}{16}宋德发：《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第430页、第428页。
{10}张岂之：《学术史与“学案”体――序》，《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
{11}汤林峄：《当代学术史视域下的个案研究与“原始档案”――以宋德发的为例》，《云梦学刊》2015年第1期。
{12}[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马爱新译：《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14}{15}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主编余三定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16日。
{18}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光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