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间，正在新加坡宣传抗战的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意外接到一份来自敌国――日本的函件。函件传递的，是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新居格写给郁达夫的公开状，且是原稿。转信来的日本东京《读卖新闻》，还“再三恳请，一定要……写一篇同样的答书。”这就让人颇难处置了。
两国之间，正在交战。从军事实力看，当时的中国明显处于劣势，可文化工作，却给了全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今天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顽强坚守到最后的“惨胜”，“中国不能亡，中国不可灭”的文化观念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文化战场上，中国绝不弱于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时期，一个只能算是认识郁达夫的文艺评论家新居格，写出一封除去谈及文艺，还牵涉战争认识问题的函件，要求郁达夫回答，其间意蕴，还真费人猜疑。可寄来函件的《读卖新闻》，不仅“再三恳请，一定要……”还有信函原件（令人有胁迫感），还真是让人难于回复，却难能拒绝的境况。
这样的境况，聪慧的作家郁达夫当然领略得到。相对于他人，他却还需要恰当处理此事的作为。为此，郁达夫“曾经考虑得很久……”此事难于处理在于，若干脆置之不理，“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可若去搭理他，或“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这种两难境地，无论当时，还是今天看去，都能感觉到显明的人为设计味道。
可郁达夫勇于面对。他一不愿让此时敌国之人笑话“无君子之宽宏大量”，更不愿让其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倘若如此，在郁达夫看来：“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最后他决定，先把敌国人的来信翻译出来，然后仍然用中文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郁达夫在回复信函之前，对相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熟悉郁达夫生平的读者知道，郁的读书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在日本近乎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结交一批后来有头衔（将领）的朋友，也算得正常。不仅如此，因为创作，郁达夫在日本也形成影响。所以尽管“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教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说这些，当然不是炫耀，只是说明日本方面报道自己的各种情况，甚至很私人的婚姻生活，都是有的。不过，在特定的情势下：“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个新居格由日本报纸转寄来的，到底是一封怎样的书信呢？为求完整，郁达夫亲笔将其翻译过来――《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过去》，是郁达夫在1927年完成并发表的小说。作品写了一对早先认识的青年男女，在异地意外相逢。机缘似乎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名状的心绪，失落、游离，谦卑或自怜，使他们在惆怅中离去。写这样的知识男女细微心理，是郁达夫的长项。新居格称赞该篇“很好”，也不算瞎捧场。
看来新居格与郁达夫并不算熟，他的回忆是“大约总有十几年”前说起：“还记得当时由你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息了许多时。……”郁达夫告诉新居格，这里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在这次见面时，郁达夫说自己将去安徽大学教书，想讲的内容是《源氏物语》。这叫新居格“实在感到一种惊异”，因为他这位日本人，直到写信时也没有完全读过这部本国名著，由此他们还谈到了中国长篇名著《红楼梦》。不过郁达夫认为新居格读的《红楼梦》英译本译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
之后新居格还去过上海，可郁达夫头一天回到杭州，两人未见到。再后来郁达夫去日本，日本笔会开会，招待郁达夫和郭沫若，这个新居格“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久阔之情”。他与郁达夫的直接交往，看来只有这么一点。叙旧是为说事铺垫，笔锋一转，新居格谈到了“正题”：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你不知现在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这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真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在中国遭到日本极其野蛮的侵略之中，在中国人民遭受肆无忌惮凌辱的情况下，一个日本小文人，来对一位中国重要文化人谈“互相理解，互相信赖”，甚至“披肝沥胆”“率真”深谈；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的……”实在不对味，难能体味这样说话人的深层内心。可这位新居格还有高论：“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贵，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面对这样特殊时期，来自敌对国度人的信，郁达夫在前面介绍背景，谈及担心之后，抱着一种坦然态度，奋笔疾书起来：“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在不失风度的客套之后，郁达夫将话题转到了大处：“诚如你来书中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接下来，郁达夫介绍了一个实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到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流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残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新居格的信，掩掩隐隐，虚虚实实，存一种有意不让人清晰的含混。郁达夫复函，坦荡明亮，自然一股正义之气。看他谈友谊，不仅相识的个人，还有民众。有论述，有实证，这就更广大了。对人性的识见，立意极高，深切许多，比之新居格，境界判然有别。
在新居格，似乎对郁达夫处境很关切，可郁达夫却回复说：“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熟识日本国的郁达夫，知道其国内不可能有真相告知民众，所以特别先伏一笔。至于中国情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丧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在此，郁达夫撇开了新居格的个人情感的有限点，代表着最大多数普通国民，诉之以大义，表达信念与决心。
郁达夫又说到了自己：“就以我个人来说吧，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郁达夫的信念和决心，他借一本书中人物来表达：“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尔・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在新居格的信里，谈到这次侵略战争，避开实际，只从所谓“友谊”“人间性”来虚说。可战争就是战争，郁达夫的母亲，胞兄，都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人间怆痛，还有比这更深切伤心的吗？由这种现实获得的信念决心，坚定而强烈。对比看去，新居格的那些“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词汇，岂不显得太轻易，虚浮，说得有些不负责任，甚至不着边际吗？
接过新居格信中的话，郁达夫将内容落到了中国知识阶级身上：“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接下来，郁达夫带有相当底气地说：“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郁达夫当然知道，这位日本人的来函，背后带着对中国人民战争承受能力的不良意图的探测，所以他直言：“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这是当时中国人真正的精神状态。可从新居格信函中可知，他（包括绝大多数日本人）是不知道的。故此，郁达夫不无讽喻地补上一句：“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词，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郁达夫诉之民族大义之余，当然还有情谊。回复的最后，他谈到了与日本友人交往，以及代表日本政权的警察厅的情状：“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的；我在四年前去日本时受到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回信结语，郁达夫顺着新居格不清晰的言语指向说：“因覆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不论怎么看，在1940年这个时间点上，收到新居格的这封信，都有些蹊跷。自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以来，整体看去，中国处于守势，劣势，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阻击，日本也并没有达到他们快速吞并中国的目的。正在一个敌对国之间胶着状态下，一个日本文人，通过东京的《读卖新闻》，寄给中国著名文化人一封“再三恳请，一定要”回复的函件。说实在的，读了郁达夫翻译新居格的信，并没有使人觉着其中有非回复不可的急迫内容，没有当下局面中大是大非必须刻不容缓讨论的问题。这就形成难题，你若不回复，似乎就有失礼之嫌；若回复，其间文字，无论翻译歪曲或断章取义，郁达夫都难能辩白此时发表在敌国报刊上效应。我们不愿怀疑这其中有何阴谋，但一再要求回复，却并无回复必要内容的函件；以及郁达夫认识，熟悉的，有多位日本文学界有影响的人都没有出面，只让一个仅见过郁达夫一两面，对郁并非熟知的人来致函，并强求回复。无论怎么看，都不够正常。
文化是一种说起来有些虚，可表现却相当具体的人的现象。你看，一封信，回是不回，其间竟藏有如此繁复，费人思索的考量。所幸在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面前，这实在不会形成大的问题。他首先将敌国人来函翻译出来，然后对照回复。来函闪避含糊，郁达夫回复直接明晰；来函用一些在和平状态下的“理解”“信赖”“人间性”“友好”等虚泛词汇，郁达夫却以有日本人也参与“我们的工作”的事例来说明真正的“正义感”“人道”“天良”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用自己老母，胞兄死于战乱，图书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痛实例，来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来函表面似乎言及着个人间的情感，郁达夫回复却充满整个民族凛然的“春秋之义”……一读之下，高下立判。文化当然不是为了去争什么“高下”，可大义当前，有些东西你不得不辩，不得不居高临下，体现文化的深厚，骨骼的坚韧，节操的高洁……
这篇包括郁达夫解说，新居格原信，郁达夫回复的完整文章，最后以《敌我之间》的明确题目，发表在1940年6月1日、3日的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此文应当寄送到日本国内。但从有限的资料上看，似乎没有见到翻译文章在该国面世。我们希望它已经翻译发表，因为发函者和转信来的《读卖新闻》“再三恳请”……不过不发表也不算意外。郁达夫的回应，并非他们所企望，这是一目了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