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再审案件浅谈民事诉讼证据新规定 从一个再审案件浅谈民事诉讼证据新规定 从一个再审案件浅谈民事诉讼证据新规定在本案中，谈话录音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合法证据，但陈某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说这是“对方捏造的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法的经典原则，证明责任的分担影响着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证明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说服责任，不利后果的承担责任。
（2）《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陈某否认对方证据，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他有权举证证明，即有权申请鉴定，但他在知道举证权利和作伪证的后果之后又不申请鉴定，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这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
“神明裁判”制度早已辗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在民主和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世界上主要有：法官自由心证原则（也叫综合判断证据原则）、“高度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3）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行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规定，而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形成的信念叫做“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则形成“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理性状态就是判决的依据。《若干规定》中也有此例，它在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第七十九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本案陈某也承认其与肖某在原审判决执行期间有过一次谈话，与肖某所述录音为5月30日吻合，且陈某一方面否认录音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知道自己的举证权利和作伪证的后果之后又不敢申请进行录音鉴定，处于一种矛盾心理。综合这两点，根据逻辑和常理可推定录音的真实性。
“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指的是如果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所提供的证据在总体比分量上高出对方当事人或更为可信，那么，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便完成了他的证明责任。相反，如果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所提供的证据在总体比分量上低于当事人或较不可信。则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一规定体现了该标准。关于证明标准，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消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规定只是在反面用概括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词语，从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其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和刑事诉讼法上的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事实为标准，以法律为准绳”。《若干规定》施行后，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补充了国际上通行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同是《若干规定》七十三条又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七条又对该条作了补充：“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的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法律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法律都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原则的适用便弥补了这个漏洞，给予法官适量的自由裁量权符合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的趋势。本案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以及自由心证制度判决认定谈话录音的效力是合理合法的，值得效仿和推广。
此外，《若干规定》还有诸如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此类，都是对以前证据制度乃至整个司法体制的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证据制度的发展不是孤立自发地形成的，它不可避免地建筑于特定国家的法律文化和社会意识之上。虽然有的学者对《若干规定》的出台提出质疑，认为有无限扩大解释之嫌，不利于海事诉讼等专业性强的案件云云，然而“良法”与“恶法”之分在于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不可否认，它的出台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完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法制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几点认识：
一、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司法解释并不是法的形式之一
（4），但理论界对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司法解释不具有法的效力，另一种是认为司法解释具有法的效力。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司法解释是最高院对法律法规的含义、适用等作出的解释，与立法有本质区别。法律法规本身就具有某种含义，只不过很多人不理解或者不了解它自身的含义，所以需要作出解释，解释并没有改变法律法规本来的意思，因此说它具有法的效力也是无可厚非的。
二、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的关系问题。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是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高度盖然性”所共同构成的，那么，怎么来确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又怎么来看这个盖然性呢？这就需要法官的自由心证了，需要法官“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具体案件的证明标准。
三、自由心证与法官的职业化的关系问题。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分析证据，这就对法官自身素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法官要思辩力强，经验丰富方能有较合理较正确的“心证”，所以法官必须精英化，职业化，有更高的素质，必须强化法官队伍，使自由心证制度得到更好的实施。
四、诉讼模式的混合化问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实行传统的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近几年来，我国在诉讼模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所长，两者融合有利于取长补短，对实体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参考资料]：
（2） 参见冯永提《债的存在与清偿及其证明责任分配》（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7月4日）
（3） 参见黄学锋 《民事证据规定新突破》（因特网）
（4）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大高教联合出版，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