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两个新罪名，该两罪名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关注。刑法新设该两罪名，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说明国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信息(Inform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information,《辞海》将其定义为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尚未作出，相关学理定义也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信息应当具备特定性特征和可区分性质。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个人信息是指个人姓名、住址、出生口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
二、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现状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这四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可以在不同的犯罪场合下，获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用于犯罪，从而导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因此，通过设定该等四个罪名，可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三、侵犯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包括非法散布行为的认定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行为仅表现为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这两种情形。但是现实情况绝非如此，不法分子往往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传单、短信、邮件等方式予以非法散布出去，从而导致公民的信息泄露，又被其他不法分子予以利用，给公民及其家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巨大损失，也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非法散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危害性己不言而喻，既然非法散布的危害性如此之大，但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客观行为并没有包含非法散布行为，那么笔者要问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己经包含了非法散布的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提供的含义中并不包含有非法散布的意思，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就非法提供作进一步的立法解释，从立法之初来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遣词造句，法律用词的含义是明确、唯一的，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因此，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法律职业人不能随意进行解释，即不能扩大化解释，也不能限制化解释，否则，会造成法律的不稳定性，有违刑法设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出现类推使用的现象，不利于刑法的稳定性。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妥，从提供和散布的对象上分析，虽然被提供的对象是明确的、固定的，被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的、不固定的，但是本质上都是由信息的持有者向未持有者传递信息，从而使得未持有者也获得了该信息:从提供和散布的危害性上分析，两者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提供所造成的危害性更为具体和快捷，而且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概率往往比较大，散布所造成的危害性则不为那么具体和快捷，散布出去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往往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因此，笔者认为其实提供一词含有散布一词的含义，无非提供的对象是明确，而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不能因为散布的对象不明确而否认散布也有提供的含义，因此不法分子将公民个人信息予以散布也应当认定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
(二)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行为性质的认定
法律之所以规定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不法行为入罪化，其原因在于公民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后将用于刑事犯罪，诸如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给公民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故此，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笔者在此要问国家机关或者金融、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仅只是非法使用该信息，不存在出售和非法提供的情形时，能否构成犯罪?当然，前述人员将在履行职务时获取的他人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犯罪情形，固然构成其他犯罪，笔者在此要问的是，这些工作人员使用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没有构成其他犯罪时，该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该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该社会危险性甚至可能会超过出售和非法提供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纳入法律所禁止行为，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该漏洞，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
四、结语
针对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对此十分重视，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并惩治该类犯罪现象，我国对此也不例外，在刑法中新设罪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