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困，需谋划较大改革 ■：今年两会呈现诸多改革热点。您是资深经济学者，长期支持和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您认为时下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来自哪里？ 张卓元：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近几年确实发展得太快了，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次，外部的冲击，世界经济环境恶化，出口依存度过高的中国经济自然出现问题，反过来影响国内。
两个因素叠加，于是就使得国内经济增长下滑。这其中，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官员简单追求政绩，盲目重复建设，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您曾表示，担心扩大投资会“用新的产能过剩来治理现在的产能过剩”，这句话如何解读？ 张卓元：扩大投资需求比较容易，而扩大消费需求特别难。现在主要问题是，靠扩大投资来保增长是有风险的，投资如果习惯性地主要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现在看来，中央投资项目比较合理，有不少改善民生的项目，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但是地方投资项目就难说了。有报道披露，一些原来被认为不能上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酝酿重新上马。
这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克服原来的产能过剩，就会难以摆脱“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不断自我循环的窘况。 ■：那么，您的解困建议是什么？ 张卓元：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
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谋划，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内存在同保增长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 价改基础上，才能谈优化配置 ■：目前最急迫的改革命题有哪些？ 张卓元：中国经济发展有两大瓶颈，一是资源，二是体制。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难且最急迫的改革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转变政府职能、财税改革、价格改革。 首当其冲的是能源价格改革。
在“十一五”规划制定的时候，我曾经提出利用经济杠杆、资源杠杆做这方面的工作，2005～2006年低CPI期是最好的时机，但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一直没有能够启动。 我国能源弹性系数高于1，高耗能发展过快，背后的原因就是价格过低，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国家发改委对全球2500家公司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要节约能源，55%靠价格，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节约环保意识等因素各占百分之十几。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 无论如何，价格要理顺，不能扭曲，要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社会的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信号。
能源价格低，大量出口高能耗产品，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资源价格改革，是基础性改革，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资源优化配置。
否则，只是表面上优化，实际上却把子孙后代的活路给断了。 ■：国内对于能源的认识加深和战略成熟，在这两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但实践层面的问题仍然很多，国家不久前叫停了一些地方的优惠电价，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对高能耗、重工业投资如此情有独钟？ 张卓元：这是因为能源价格问题也折射到另外两个改革领域。 一是财税体制改革。
地方上对产业的取舍，更多考虑能否获得更多的财政税收。要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