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200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0月在沈阳召开的第七届改革论坛演讲专题报告。
一、引论：能源大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 奥巴马的能源变革之于传统变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催生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三个革命的核心就是思想大革命。为此，一个国家占领新的全球制高点的能力也就取决于它颠覆习惯的能力和思想的改变程度。
对于中国而言, 这个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需要有效地调整30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诸多的经济运行习惯和结构，构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创新社会，据此才能确保中国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宏大体系付诸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改变中国公众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并力争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由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战略路线。
30年来不断增加的燃煤使用总量支撑了中国制造经济奇迹，避免了全球范围内因争夺石油而引致较大的国际政治较量甚或战争，它推动了中国商品的全球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积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结构、体系和秩序，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大国出奇制胜的成长机会和国际权力转移的特例。从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而论，这个历史性和平大交易构造的体系主因之一就是因为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进入以纸币为主的通货时代，而且自此38年以来，以纸币换取商品的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基本守则。
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买卖关系中，实际上中国是以高耗能的资源代价的商品换取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美元或欧元，在中国获得贸易顺差之时，中国也帮助美国等实现了资本顺差，这是一个中国和其它国家都能够受益的规则。这个规则得以捆绑运行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有赖于中国维持二元、抑或多元的经济体制，特别是需要中国维持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输出纸币资本的同时输出增长的国际交易体系。
然而，2008年的全球危机迫使诸多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纸币换取商品的游戏规则有巨大的缺陷，这就是纸币换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了增长。为此，在纸币换商品，还是纸币换增长的全球分工的大整合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倘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历史性大转型，纸币换增长的游戏规则应该是第一位的，这实际上就需要将更多的纸币资本投入到本国经济的增长之中，转换自身经济体系的主力结构，而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并在这个转换之中实现更高的体系竞争。
为此，逐步修改纸币换取商品、特别是纸币换取能源或耗能较高商品的国际分工秩序就成为大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改造现行诸多的国际机制、制度、规则、价值和标准，再用一种共同的理念将世界重新组合起来，而气候和能源、环境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以这个问题作为解决世界分工秩序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拥有国际分工高端位置的天然优势，而这个需求置换的本质实际上是再造国际分工新的游戏规则。
因此，倡论全球气候危机的本质之一就是欧美国家推行了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再重复使用了，世界将在一个新的平台、基准上进行博弈，这就是绿色经济革命将翻天覆地改变历史的重要基因。为此，中国适应这个变革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推行伴随式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而在于要彻底反思我们30年来的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的问题。
推进能源变革的思想大革命，我认为中国较之美国更迫切，这个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要造就下一代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战略增长路线和发展模式，将中国的城市化、绿色生存方式、生产方式重组等增长兴奋点全部投送进这个新的跨产业、跨越式的大变革发展之中，这也是能源革命将再造中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应该比我们的竞争对手优先达到这个智慧的顶端。未来中国在世界竞争力上的领先地位应并非由于我们能够制造的商品总量而决定，而应该由我们拥有的先进的经济模式所决定。
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一定走美国能源改革的道路，但也不能走脱离能源革命主方向的道路，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发动者，至少也要形成与美国的能源变革并驾齐驱的态势。如果有可能甚至应该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超越美国。
由此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热情研究迅速跨越进入全球体系运转的研究，尤为重视基本通货问题、能量问题 、效率问题、组织变革问题、全球分工问题、幸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