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关于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证据，近年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增长，越来越不容怀疑（Stern，2007）。《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
中国作为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人口大国、按照PPP计算的第二位经济大国以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是国际减排的关注重点。例如，有研究预测，假设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率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上，到2018年，全世界排放总量将增长69%，达到250亿吨，届时中国增长218%，总量超过90亿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Thomas，2007）。
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节能减排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地方政府则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和压力真是仅仅来自外部，则中国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行政力和财力）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大多数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要么只是直接提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而不顾可行性与否，换句话说，只讲责任和义务而不顾能力和激励；要么把能力和激励问题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
这样的讨论固然痛快淋漓，却由于忽视了激励机制所在，在政策上缺乏建设性，在措施上缺乏针对性，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完整的。本文要回答的是，政策游说活动的相对谈判地位和效果，取决于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着不尽相同的优先序。一旦条件成熟，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则可以改变。
这意味着，反映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Deacon，2005）。如果存在这样的曲线，它不过是反映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从而引起公共品供给做出反应的表面关系，或者说是一个作为结果的标识。
然而，其背后可能包含更多的内涵。从中国中央和地方共同构成的促进发展的政府这个特征出发，其背后隐含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重要性更甚于个人生活质量的要求。
本文讨论中国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从经验上勾画出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揭示中国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着力点。
通过经验分析，我们尝试回答下列问题：1.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政策导向可以转变吗？2.减排和低碳增长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吗？3.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各参与方可以达到激励相容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从以二氧化硫为例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到收入提高与改善环境的关系是存在的。然而，仍然存在若干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虽然可以预期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的排放会迎来一个转折点，但是，大多数中国省份距离这个转折点仍然遥远，与排放密切相连的发展动力，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十分强劲。如果按照既有的路径发展，中国仍然要经历一个严重污染的时期，才会出现环境改善的整体效果。
特别是，按照产业转移的规律看（甚至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隐含的意义），相对落后地区接受转移产业，不仅是遵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而且常常按照对环境的接受程度进行，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接受东部地区转移污染行业的倾向。因此，单纯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足以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其更加仰仗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相关的政策激励。
其次，从东部地区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已经能够拟合出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预测出库兹涅茨转折点，但各省之间的差异也仍然很大。即使如图5所显示的那些已经超越了转折点的点，实际上也呈现截然不同的分布位置，意味着这个发达地区整体趋势背后的巨大省际差异，它们总体上仍然处在较高的排放水平上，下降是缓慢的。
最后，国际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总体库兹涅茨关系背后，通常存在着不同排放物之间的巨大不同。温室气体排放与直接具有危害性的排放物，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