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期从事中国改革制度设计工作的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电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同志提出，解决中国当前的困难局面，不仅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更重要的是必须加速改革，特别是对于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应对经济危机，全球都在大谈改革，从华盛顿到纽约，从伦敦到巴黎，我们可以从世界的所有的经济政治中心听到关于改革的讨论，如何通过推进改革以走出危机的阴影，如何依靠改革避免重蹈覆辙。
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革当前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问题。西方国家放任金融资本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允许其以“活跃市场”为借口无孔不入地渗入各种交易活动，以“金融创新”为说辞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金融投机衍生产品。
“供需配置资源”被异变为“资本配置资源”，最终演变为金融投机配置资源。金融投机者隔阻了供需双方交易信息，使供需双方的真实意图无法体现，从而垄断市场，操控价格，谋取了巨额利润。
华尔街海啸始于次债危机，但是引爆危机的火药桶却是石油。为维持美国泡沫经济的繁荣，美国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美元作为石油本位的全球性货币，推高油价是一种选择的手段。
2006年5月30日，美国高盛公司董事长兼CEO亨利• 保尔森被布什推荐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美国更加放任金融机构对石油期货的投机。保尔森担任财长当天国际油价每桶72.03美元，到了2008年7月11日油价超过每桶147.27美元。
布什为什么重用保尔森？保尔森又为什么放任油价疯涨？这显然是白宫和华尔街之间的交易，原因在于高盛控制着全球的石油期货交易，推高油价不仅能够制造更多经济泡沫，还能为华尔街金融资本获取更多利润。同时，高企的油价可以为布什的老乡们——德克萨斯的石油巨鳄获取更多的石油美元，为他们开发阿拉斯加和美国近海油田在国会扫平道路，而且可以遏制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咄咄逼人的快速成长，一箭数雕。
高油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美国是一个建筑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规模化生产和海外廉价商品都依赖高速公路系统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油价上涨直接影响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食品。美国人的大房子都远离城市中心和工业区，多数美国人要每天开车几十英里上下班，油价上涨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
很多家庭本来收入不多，支付高额按揭贷款已是捉襟见肘，面对日益上涨的油价和同步而生的通货膨胀，很快就失去了继续支付住房按揭贷款的能力，遭致房屋被拍卖。大量房屋被低价拍卖，又影响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房价大幅度下跌使房产的市价低于了按揭贷款额，造成这些人认为吃了亏，索性也不交按揭款，连环地雷阵的弦就这样被拉响了。
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最大的按揭付款担保公司开始摇摇欲坠，将危机传导给了金融市场，造成雷曼、贝尔斯通、AIG等相继破产，危机越演越烈。从次债危机一步一步演变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信心危机——经济危机,象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
从虚拟经济有波及到实体基金，从美国扩散到欧洲、日本，逐步蔓延到全世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早就告诉我们，垄断资本（无论他是实体形式，还是金融形式）隔阻了供需双方的交易信息和交易关系，必然最终导致市场的深度混乱，1867年是这样，1929年是这样，2008年依然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最重要的是保持供需双方交易的真实有效，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组织的能动性。尽管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但由于中国有外汇不可自由兑换的“防火墙”，有银行贷款实物质押制度，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巨大的内需动力，特别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加市场经济形成的独特优势，也许我们有可能逃过此劫。
但是，并非中国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内在风险，如果中国这次不能幸免于难，也是外部的导火索引爆了内部的炸药包。在隔阻供需之间交易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也许更甚。
国家和国企常常难分彼此，但利益又经常冲突。邵秉仁认为，“我国的垄断企业在相关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局面，侵蚀了政府在相关行业的话语权。
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难以继续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电网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