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能源危机之后,诺贝尔奖评委们在1977年将化学奖授予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教授,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他在物理化学方面的建树,同时也为他的学说在自然及社会科学领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及对西方国家制度设计走出能源危机的启迪。他在延伸热力学研究中,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普里戈金的思想代表了一次新的“科学革命”。从今天看,他甚至全球化奠定了科学基础。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有效能量必将越来越少,无效能量会越来越多,熵将不断增加。一杯热水可以自然而然地由热变冷,却不会自动变热,要想凉水变热就必须加入新的能量。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社会和生物的结构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的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的活力。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成长,就要不断吃、喝、呼吸,从外部吸取能量和养分,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同样也是如此。
要想杯中的水保持热度,就要不断的喝,同时不断添加更热的水,实现与外部交换,这就是耗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一下将“陷入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迅速拉回到高速增长的正途。
这其中的“开放”就是使中国恢复了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能量,吸取养分,学习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能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一个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
在全球市场化资源配置下,中国利用多层次劳动力优势,不仅发展了进出口加工业,同时也在发展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多元同步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也是全球化产业转移的结果,一些产业从发达国家梯度转移到相对具有产能优势和市场优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产业对应的资源能源消耗也相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后继国家。
中国并非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它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辽阔的幅员和多层次的需求结构几乎等同一个大洲。所以,中国承载和接受转移的容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也必定多于任何一个国家。
但中国不是“宝葫芦”,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从自己肚子里到出资源能源。中国向全世界供应商品,必然需要从外部交换能量,从外部吸纳资金、资源和能源。
发达国家将低收益的制造业转移给其他国家,自身发展环境资源代价更低、能源消耗更少和赢利性更高的服务业和金融业。过去几年中,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虽然造成中国能源消耗的增加,但是美国、欧洲、日本的能源和资源类产品的消耗都有明显减少。
这并非是说明他们的需求在减少,而是中国替代了他们的产能和能耗。普里戈金认为,当诸多的系统都处于开放状态,系统之间可以出现一种互充有无的优化配置。
例如:自然界中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吸取其中的碳将对其没有用的氧排出,氧气供应动物维持生命和生长,动物又将体内废弃的碳转化二氧化碳排除,植物和动物两个系统通过相互开放实现互补。如若关闭系统,氧是废物,二氧化碳也是废物,而动物和植物都将窒息而死。
国家也是如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各异的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开放系统,也可以相互维持互赢的配置关系。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之间相互开发系统,相互之间才能维持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
尽管这是一个来自热力学的自然科学理论,却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当资源国家需要资金、开发技术和项目执行机构参与其资源开发时,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需求者,当然也是将资源转换为产品的主要国家,中国企业参与资源的开发就变得理所当然。
与此同时,中国积蓄的大量资金直接参与资源开发的投融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世界有机会的地方参与对资源能源的开发和投资,仅仅是顺应了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律,也是资源国和消费国相互共同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
中国没有经历西方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