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好几位具有“代表”地位的青年艺术家都跟我谈到过一个话题：他们都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于“过渡时期”。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和“圈内人士”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那里，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本来就是西方的“山寨版”，大概也看不到与正版相提并论的希望；而在一些中国现当代艺术重要的推动者那里，这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与前者粗率的鄙夷态度不同，他们的论断源自对中西方当代艺术现状的深刻了解。其实，只要将中西方当代艺术的一流人物做个比较，再看看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程度，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从这些杰出的青年艺术家口中听到这样的结论，还是让我感到多少有些吃惊，因为在这个断语背后，似乎隐含了一种无论个人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过渡的宿命”的悲观意味。
任何一种新形态的艺术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到达高度成熟的颠峰时期―譬如三杰所代表的文艺复兴艺术，鲁本斯、贝尼尼等人代表的巴洛克艺术，伦勃朗、哈尔斯等人代表的荷兰绘画，以及“四僧”等人所代表的文人画―确实都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多方面看，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没有达到自己的巅峰阶段：还没有出现足以与西方大师相抗衡的艺术家；还没有形成对国际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观念；而更重要的是，还没有从对西方大师的仰视中走出来。问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会不会有自己的巅峰时期？如果有，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过渡时期”这个论断对后者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就我的感觉，如果政治、经济等外部条件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其实很像哈尔斯时代的荷兰绘画、董其昌时代的文人画、以及波洛克时代的美国艺术。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步入巅峰时期的临界点，而上述这些“过渡时期”的画家，也都成为艺术史上名副其实的“大人物”。
虽然早在凡・爱克和韦登的时代，北方低地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细写实”风格，但在以“三杰”为标志的盛期文艺复兴之后，北方就逐渐臣服于意大利的“现代风格”。因此，在十七世纪初，受宠的荷兰画家几乎都有意大利背景―哈尔斯的老师曼德尔、伦勃朗的老师拉斯特曼都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直到亨德里克・泰尔布吕根等人从罗马带回“卡拉瓦乔风格”，而哈尔斯则将卡拉瓦乔的“现实主义”与北方精细写实传统相融合，为十七世纪荷兰美术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哈尔斯与泰尔布吕根等人的差别就在于，他在卡拉瓦乔的启发下摆脱了“意大利风格”，却又并不依附于“卡拉瓦乔风格”。而他的艺术探索也为晚一辈的伦勃朗等人开辟了道路。就荷兰美术的“黄金时代”而言，哈尔斯大概要算“过渡人物”，但他那为强烈的自信所激发的极富灵性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又使他成为荷兰美术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董其昌是“文人画”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但在他的时代，文人画创作并不在“颠峰时期”。文人画的第一个颠峰时期是“元四家”的时代。但在明初，朱元璋极力打压以“淡逸”为宗的元代文人绘画风格，而推崇颇富英雄气的“水墨清刚”的南宋绘画，于是就有浙派的兴起。虽然在嘉靖时期，以“元画”为宗的吴门画派兴起，但到董其昌的时代，当时颇有影响的“文沈剩馥”和“浙派余绪”显然都不符合他的“文人感觉”。于是他大谈“南北宗”与“文人画”，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董其昌在对“笔墨”、“胸次”、以及柔淡、古拙的隐逸文人趣味―虽然谈的是绘画方法和语言趣味，核心则是精英文人独特的精神品格，这也是最杰出文人画家与一般“画师”之间的根本差异―的孜孜探究中，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为后来以“四僧”代表的文人画新高潮奠定了基础。
而波洛克等人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不仅是美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流派，更是以独特的“美国气质”影响世界艺术的开始。美国很早就接触现代美术，纽约早在1913年就开始举办“军械库现代艺术展览会”，1915年，杜尚、毕卡比压等人还在发起了“纽约达达”。但长期以来，美国的一直都是欧洲现代艺术的殖民地和“山寨版”，直到二战以后，波洛克、罗斯科这一批艺术家的成熟为止。波洛克等人其实也长期处在毕加索等欧洲大师的强大影响之下，但最终，他们以美国人独特的“牛仔气质”―简单、直率、激烈、活力十足―改变了欧洲现代艺术的精英品味，也拉开了美国艺术影响世界的序幕。
中国当下的艺术情境其实与上述这些“转折时期”很相似：我们对那些“先进艺术”的了解与学习已经很深入了，到现在，大多数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共同感受是，西方已经没有什么让人趋之若鹜的新人物、新运动了；另一方面，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也有了足够的积累，不仅同样花样繁多，不仅出现了各个领域的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当代人”的种种文化感觉、社会姿态、以及内在体验等方面都有了足够的积累。到现在，该是走出“西方化”的当代思维，开始考虑比“中国符号”、“中国面孔”、“中国情境”更为深刻的“中国特性”的时候了。到这个时候，西方的现代艺术大师仍然是我们可资学习与借鉴的对象，但他们都已经是一种“传统”，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以及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一起，构成了我们可资学习与借鉴的“大传统”。在这个时候，中国艺术最需要的就是哈尔斯、董其昌、波洛克这类继往开来的“过渡时期”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