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公布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被认为将是中国药品定价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但新年伊始本应落地的方案，至今尚无眉目。
这或许并不是国家发改委有意为之。据了解，一方面，八大行业协会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国务院要求发改委会同卫计委和人社部分别在药品招标采购机制和医保支付标准方面形成控费机制，完善监管机制。
全国两会前夕，国办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7号文”），提出坚持药品集采方向不变，对公立医院药品实行分类采购，旨在降低虚高药价并保障药品供应，并要求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
3月17日，发改委价格司召开药品价格座谈会，研究强化药品价格行为监管的具体措施是会议重要内容之一。同一天，卫计委主导的《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试点工作方案》正式结束意见征集。
卫计委这一“最具市场化和国际化管理思路的药价谈判机制”，却遭遇医药界人士的广泛质疑。医药行业微信公众平台“赛柏蓝”将诸多反对和质疑分类整理形成“十问药价谈判委”，直指卫计委拟牵头组建“药价谈判委”的行为是法外设权，并将导致权力膨胀、寻租腐败。
与卫计委的积极接手不同，人社部相对沉默。对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请求，也以“时机不便”婉拒。因承担制定“医保支付标准”之责，本属扩权之举，但医保支付是反腐重灾区，对人社部来说十分棘手。且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医保资金支付实力不同，如何制定相应的医保支付价，各地方部门也难以统一。
由此，人社部究竟是无意揽事还是闭关憋大招，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步讲，即便卫计委、人社部均积极跟进放权，各种药价管制措施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功效，亦须看医院和医生的“脸色”。拥有“药品处方”的绝对权力，使公立医院及其医生在任何一项药品价格政策的落实中都具备决定性力量。所以，药价改革要想成功，更为关键的配套是公立医院的制度变革。
药价这块“硬骨头”的难啃程度，不亚于此前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如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近日所言，药品改革“必然会触及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是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