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怕还原。”这是一句钢铁人用的双关语，既指高炉炼铁里的还原反应，又指对事情源头的追问。前一阵的舆论场上，对雾霾的关注又一次被点燃。自媒体巨大的传播能量和深入浅出的叙事技巧，完成了一次“霾从哪里来”的全民科普。
环境统计的体系和数据，是规划制定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为什么环境管理的“验收账本”，会与老百姓的日常感觉有差距？对相关政策的追问，一点也不比科学的探究简单。
“圈内公开的秘密”
从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岗位退休之后，骆建华拉上了老环保人，组成了一个内部的微信研讨群，大家可以私下交流一些真实想法。 从2007年开始，国家和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污染排放实时监测体系， 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问题出在统计和估算方法。“现有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自己的上报加上调查估算。”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介绍，以工业污染源统计为例，对重点调查企业逐个发放表格，填写后汇总;非重点调查企业则采取比值估算，如生产一顿钢排放的粉尘在工程领域会有一个范围，通过乘以“排污系数”折算。
“凡是把空气管住的国家，用的可不是这套粗放的管理方式。”宋国君认为，这些数据作为统计研究没有问题，但作为政策和执法的基础就很不精准。“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估算系数，在工程领域其实是一个宽泛的区间，在政策执法中则可能变成数字游戏。这是圈内公开的秘密。”宋国君提出这种批评，源于他15年前做过的一件较真到底的“傻事”。
1999年，宋国君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此前，他在辽宁本溪市环保局工作了9年，监测站、研究所的岗位都干过。那段时间，本溪已经开始推行总量控制，每年二氧化硫排放削减的指标也都按要求完成了。“那段时间企业还没有上脱硫的治理设备，怎么排放就下降了呢？”
环保局前同事的解释是“企业买了好煤”。所以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公式中，使用含硫系数从以前的1，取值逐步下降为0.
8、0.6。在朋友的协助下，宋国君找来了煤质监测站一年全部的化验单，把几千张单据一一录入电脑统计。“按照每一车的重量加权，对当年300万吨不同批次的煤的含硫系数平均后，我算出的系数是1.7，超过当时使用系数的一倍。”
自此之后，宋国君决定今后学习和研究，一定要从这套管理方式中跳出来看问题。那么，究竟那些治霾成功的国家是怎么管的呢？
“从满场跑到人盯人”
“刚开始以为是几天，没想到一霾就是50年。”这句话出自《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美国一部知名的科普著作。经过社交媒体传播后，在中国引发一些悲观论点：“既然连美国都需要50年，那看来雾霾真的也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
“我干了30年环保，照我说，真要治好雾霾，不需要50年。”唐山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环保科长认为，给重点的污染源都装上在线监测，把设备搞准了，实时上传信息公开，真想管是能管住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空气质量的改善，尤其是空气细颗粒物、臭氧等污染控制需要精细化，盯住每一个污染源，落实到实时监测和排污许可证的详细界定。”也就是说得从“满场跑”到“人盯人”，而这正是宋国君跳出“总量控制”后一直在研究的“在线监测”管理体系。
从2007年开始，国家和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污染排放实时监测体系。按照“国控”、“省控”、“市控”等分级管理，这七八年来，重点污染企业的重点排放口，都装上了实时监测设备，24小时不停向对应主管部门的信息平台上报送污染物的排放数据。
马军是北京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课题组包含一个技术团队，从全国各省环保公开平台上，抓取并留存按小时更新的实时监测数据。“全国范围内每个小时段，大约都有400 多家国家重点监控的废气排放源未能达标。”
“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浓度执法标准，地方上也各不相同。我们综合考虑，将连续3小时排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视作超标。”马军解释说，按照这一标准，有的企业3个月内超标天数为100%。
大气管理目标的变革
目前的大气治理面临“总量控制、运动调控”和“实时监测、按日管理”两个政策抓手的取舍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环境政策课题组，对于前者的批评相当尖锐：“环保部门将注意力投错了方向，大量执法资源集中于‘年平均污染物浓度降低’和‘年总排放量降低’等按年来度量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却没有能力对污染源进行日均的精细化管理。管理效率粗糙，也无法改善老百姓每天真实的呼吸感受。” “总量模糊，减量又无法真正核实，必然摆脱不了越减越多的怪圈。”骆建华退休前，在全国人大做了15年的环境执法检查，他也看到了我国总量管理体系的粗糙。
例如每年燃煤和钢产量缩减指标，国家会下放到各省并分解到市县。考虑到管理可行性，进一步落实到企业，于是普遍出现一种情况：“装了不达标，达标不运行，但都是按照合格安装、满负荷运行来跟你申报削减量的。”骆建华说。
另一方面，国家企业投入大量成本建立起的实时在线监测设备，利用率却很低，远未达到“日均”管理的水平。“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开始推进有效率核查的培训和要求。”河北一名县级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我感觉未来两三年，国家会把浓度数据逐步管起来。”
但在宋国君看来，“要管住雾霾，针对污染源的浓度管理是最可行的抓手。上一级的环保部门要抓是如何认定浓度超标和问责机制，而不是陷入到具体细节的重复核查中。”备受瞩目的新环保法中对污染行为的“按日计罚”，其实还是“量刑”层面。今天的技术，已经能够通过手机上实时监测污染超标，但最关键的“定罪”标准在立法上却没有回应。
“现在从华北督察中心到省环保厅、市环保局确实经常下来检查，但感觉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全流程的钢铁厂有一百多个排放口，这样一个个企业去看是看不过来的。”上述河北一位县级环保局相关负责人称，现在更需要上级部门制定明确的规则并理顺机制。
“我们现在执法的困惑是，浓度超标的处罚依据是小时平均、日平均还是月平均值？我们自己定的是按月平均，第一个月超标警告，第二个月处罚。但是国家相关规定仅仅说超标允许处罚，缺乏相关执行细则。”
“别让小偷自己买手铐”
现有的实时监测管理体系还面临其他挑战，表面上是仪器不准、数据造假，背后是机制设计的深层次问题。
2014年，河北省首次立案侦办了涉及大气污染的刑事案件。河北省邢台建滔焦化公司的负责人，每天晚上指派专人对在线监测设施烟尘仪电位器进行调整，弄虚作假进行偷排。 要管住雾霾，针对污染源的浓度管理是最可行的抓手。
“问题的根子，出在监测设备都是让企业自己出钱、自己招标、自己找运营公司，这不就相当于让小偷自己花钱给自己买手铐？”唐山下属区县一名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企业支出方面，以废气排放的监测设备为例。国产某龙头品牌的设备20万元一套，每年运行维护的费用在4万～5万元之间。以唐山市的企业为例，首钢迁安钢铁公司安装了10套，规模小一些的荣信钢铁公司也有6套。而环保做得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唐钢，使用的是40万元一套的进口设备共计15套――这些成本都需要企业自己掏。
“都说空气质量不好，都说没办法，我认为有办法。”前述唐山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环保科长这样建议，重点排放源的污染监测设备应该由政府埋单，并向第三方机构采购运营服务。“现在是企业给监测机构钱，你不听话就不给你钱。如果是国家出钱，第三方要是作假就会砸自己的饭碗。”
设备采购上也一样，国家标准中允许在线监测设备有一定的误差范围，以二氧化硫监测的流量数据为例，允许正负偏差15%。“但现实中都是负偏差，只会小不会大，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该环保科长坦言，“这跟钢铁行业轧钢筋一样，都是负偏差的机器好卖。同样的重量直径往小了偏，轧出来的钢筋就会长出来一截。”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监管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骆建华建议：“企业环境信息要强制公开，从部门监督变成全社会监督，解决管不过来和‘猫鼠一家’的问题。”
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现在有了20人的团队，基于搜集的4万个实时在线监测源的数据库，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污染地图”。公众可以通过“污染地图”时刻关注周边污染源的排放数据，发现超标后再转发微博。
一些省市也开始尝试新手段。比如山东省环保系统建立了环保微博工作体系，省环保厅带头，17个市、上百个县都各自建了微博，层层转发，进行微举报。结合实时数据和监测依据，目前已推动170多家山东当地企业作出说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公示了限期整改承诺。
马军希望能把山东的经验介绍给河北，应对华北的雾霾问题。15年后，宋国君也已从那名不厌其烦统计上千张化验单的学生，成为专攻环境政策管理的学者。他现在致力于帮助城市建立其空气质量“日”管理数据库和超标诊断分析工具，为治理雾霾提供执法和决策支持工具。
得益于山东省环保厅发布详细数据，宋国君可以基于较为准确的浓度和流量数据，计算出分行业分地域的真实排放总量，而这要比依靠地方上报和粗略系数衡算的统计数据更加精确，也更有实际管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