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时期近代中国面临着更为急切的主权独立和民众启蒙的任务，最为首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要使近代中国真正转型到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国家理念的现代化，对此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本文通过梳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在关系和考察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理念可以发现，存在张力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着调适和融合的可能性。虽然五四时期思想的融合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时代使命，但对现代国家框架下实现新的融合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国家理念 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融合
作者简介：王中园、娄凯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现代化。
近代中国内外困顿，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成为当时的双重诉求，围绕着如何建构一个主权国家的理念，中国各阶层进行了一系列的强国实践及思想争论。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急切的主权独立和民众启蒙的任务，而最为首要的便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不仅需要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还要实现民族意识和国家理念的现代化，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思潮莫过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富国图强的工具性目标指引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被引进中国，它们都论及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使得国家的认识和理念深入人心。通过梳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关于国家的理念，可以在五四时期纷繁复杂的国家观点中得到逻辑清晰的认识;同时透过五四时期国家理念的视角，也可以对五四时期多元思想争鸣的局面中寻求理解和剖析存在张力的不同思想何以寻求融合的可能。
对于五四运动的内涵和外延，学界有不同看法。广义的五四运动，由多层次和内容不尽相同的运动组成，既包括学生爱国抗争运动，也包括梁启超所谓的“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还有以《新青年》为阵地、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主将的新思想文化运动，以及知识分子所阐发的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而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也可称为“五四事件”。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是在多重面相和广阔视角下的五四，对这一广义上五四时期的国家构建理念进行研究，探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与融合。关于国家的理念则是指伴随着民族独立和个体权利的觉醒，人们对国家的不同性质、国家建构目的、政体形式以及个体与国家、权力制约等有所思考和有所认识。
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自由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近代被迫睁眼看世界、摸索学西方的过程是一个先学习军备技术到学习社会制度再到学习文化观念的过程，五四时期则更多的将目光转向思想文化层面，包括诸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自由主义的发展自然也进入到一个繁荣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伟大的旗手之一，在五四初期极力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各种形式的奴役。他认为自由平等是人权的内在要求，追求思想言论自由就在于符合人权和人的个性发展，“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另一方面他也开始摆脱以往对国家的模糊认识，形成新的国家理念，反对盲目爱国，强调“爱国心”与“自觉心”的结合。在他看来，爱国心属于发自内心的情感，追求维护国人权利和谋求人民幸福。自觉心则来自理性的判断，“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 他还区分了中国传统爱国观念西方爱国的不同，传统国人的国家观念只有“社稷”，社稷归皇帝一人所有，爱国也就等同于“忠君”。君王将国家视为祖宗历尽千辛万苦存续下来的私有家产，是从祖宗那里继承而来的。人民只是君王的臣子，为君王所驱使劳用，丝毫没有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可言。而在西方国家早已摒弃了君主政制，改行人民主权的宪政体制。 陈独秀认为人们建设国家的精神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陈独秀关于国家理念的言说有助于当时人们个人主义的觉醒和对现代国家的追求。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服膺杜威实验主义和赫胥黎“进化论”思想，接受了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回国后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化身，正如他本人也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五四时期，胡适高举自由主义大旗，集中体现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作为轮值主编的他把文章刊登在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胡适将易卜生思想引入中国，借易卜生之口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和观点：主张一种为我主义，就是真正的从自己出发，天下之事中只有自己的事最要紧。妨碍个人自由发展和摧残个人的个性是社会最大的罪恶，个人的自由没有了，社会也就停止进步了。“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易卜生主义”被胡适概括为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观点。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胡适认为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建立新的国家需要个性独立和向往真理追求幸福的个人。他很直白的告诉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个人的人格组成国家的人格，像奴隶一样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国民是不能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国家的。 个人的独立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如若个人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五四时期对现代国家理念的张扬和传播，不能不提到《新青年》的另一位主将高一涵。高一涵对卢梭的人民主权观点大加赞扬，认为国家的建立来自于人民同意，个人是先于国家而存在，先有国家后有个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提供保障而免于侵犯。他主张西方的宪政制度，认为可以通过宪法规定政权权力的范围，防止权力的随意行使。在国家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他坚持人民权利不可侵犯，国家权利不应限制甚至妨碍个体的自由发展，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他认为国家的功能在于服务人民为民谋利，国家可以设立奖项促进教育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用财政措施激励企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但是不能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国家权力，仅能监护人民之举动，防其互相侵害，无间于物质精神，国家均不能以自力举行之。” 个人自由有自然自由和法定自由两种，他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跟国家赐予无关，国家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障个体自由。高一涵主张建立共和国家，“共和国家，其第一要义，即在致人民之心思才力，各得其所”， 人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生活，同时不妨碍他人的生活。高一涵通过深入阐发个人与国家、政府与权力、国家与自由等关系，比较全面的表达了近代国家理念，对普及近代国家理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国家理念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和宗教的民族认同符号基础上，共同体成员对于本民族的建国、维持和扩张有着强烈关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中国古代就有“华夏”与“夷狄”之分，在春秋时代形成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则诸夏之”认识，形成了独特的建立在儒家文化为世界最优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华夏中心主义”，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民族主义。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封闭衰弱，日渐脱离世界发展潮流，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先进的西方文化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突如其来的溃败和强烈的屈辱感将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击的粉碎，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的民族主义开始在近代中国兴起，比如以驱逐鞑虏的种族主义、寻求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义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民族主义等。五四运动时期则是近代民族主义真正确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
胡适虽然反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的解放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他的这种论述事实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中国个人观的论述方式，这使得个人似乎仍然随时可以为群体牺牲，而失去其独立的价值，认为个人无法在失去群体保障的条件下得到自由的发展，民主制度也无法实现。胡适对民主主义有着独到的认识，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 。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往往只做到了前两步，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面临重重的困难，因而作为最后一步则很难实现。胡适认为国家的贫困和软弱是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主要原因，所以反抗帝国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民的思想启蒙和国家富强，主张建立美英式的宪政体制，走向强国之路。胡适起初奉行不谈政治的观点，反对暴力革命，他在支持五四学生抗议运动的同时，不赞成学生采取长期罢课和频繁示威游行的抗争方式，因为在混乱腐败的国家里，既不利于学生自我发展，也不会立即产生显著的社会效果，还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流血牺牲。然而，1919年6月，胡适被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所震动，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认为还在坚持高谈主义不关心问题的人是没有前途的，“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胡适开始转向现实政治活动，积极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发起了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宪政运动等，宣扬其理性爱国和追求民族独立的愿望和思想。
陈独秀关于国家观的思想在五四期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其民族主义思想也相应的经历了一个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陈独秀开始关注国家主权和富强问题是在辛亥革命的前期，作为民族国家应当独立自主，列强入侵破坏了主权独立威胁人民安全，必须予以坚决反抗。他认为土地、人民和主权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丧失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便不能成其为国家。土地是建立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主权在陈独秀看来在一个国家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外则是自主独立，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公有，但是行使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 。他主张向欧美国家学习，实行人民主权，建立民主国家，实现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但是，一战结束后的列强分赃会议和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高涨，使得陈独秀开始反省自己的国家理念和民族主张：立宪政治“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 。于是，陈独秀开始从西方宪政专向现实政治的激进抗争运动，决心“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现了国家思想上的转变。
五四时期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并日趋成熟的时期，他超越了“驱逐鞑虏”的革命排满主义和五族共和思想，开始转变为反帝的民族自救和建立“大中华民族”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简单的将民族主义等同于排满，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复兴汉族政权。然而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不得不重新进行革命运动，也逐渐认识到原来的“反满”思想是不全面的，在存在多种民族的现实下建立起单一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明确提出“民族自决”的新三民主义，认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平等的拥有民族自决权，从大汉族主义转向了民族自决的思想。同时，在推翻满清政府之后，中国仍然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要实现民族独立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收回失地和取消侵略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孙中山从此真正的举起了“反帝”的大旗，这些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想，更加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寻求建立的是“民治、民享、民有”的国家，是民族平等的国家，是维护人权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国家，而这一切都是以民族独立和自决为前提的，民主宪政的实现必须以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前提。
三、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何以成为可能
通过国家理念在五四时期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五四呈现出这样一个奇异光景：在同一时代充满差异和紧张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能够调和自洽，同时各自保持特性在五四的时代场域里熠熠生辉，更为重要的是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能找到这种冲突融合的影子。张灏所称之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直观清晰地描述：“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代，‘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张灏指出只有认识到五四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等方面的两歧性，才能真正认识到五四思想的开阔性与丰富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出现的一些诡橘歧异的发展。尽管张灏的说法有利于我们了解五四复杂的多面性和多维性，帮助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吸取五四精神的滋养，但仍然无法说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具体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演变，所以从逻辑和经验的视角对五四时期两大思潮的互动融合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谱系可以延伸到古希腊，即便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没有断绝，一直到近代人性主义的觉醒，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而延绵不绝，而民族主义则是在基督教共同体瓦解、世俗王权觉醒之而产生的。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主张个体的权利优先，而民族主义则坚持集体主义或者群体主义基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看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由于价值立场的对立，发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甚至是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调试和融合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历史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结合得相当紧密，以至于有人认为，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国家在现代性上指的是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只是在共同的价值体系里强调了不同的维度，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在实践中，二者都应当相互调试和融合各自的理论内涵。一方面，民族主义应当维护和保障个体的自由，个体权利不应消解在宏大的民族整体主义当中。民族国家既要有民族情感认同和融合，也应该有个体自由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开放性的自由主义也应该包容民族主义的内涵，把个体价值的实现融入到特定群体当中，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中寻求实现具体个人的权利。这样，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就存在和解和融合的可能。
在蒙受列强侵略和压迫苦痛的近代中国，作为“挑战――反应”型出现的民族主义成为最具动员性和最为明显的思潮，但民主主义毕竟不是一种终极的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意识形态，“不论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体质构建、政治信念，还是一种普世的宽容政策取向，甚至开放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都有自己的文化与哲学基础” 自由主义同样也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在共同历史背景和使命下，就存在这两种思想互动融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在向西方寻求御侮救国之道时民主自由的观念也一并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在五四运动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任务，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都自觉在民族主义的思维框架内寻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道路。在救亡图强的工具主义指引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共同的目标指向，也就使两者的融合成为了可能。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融合的前提是五四时期的个人成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富强的手段。在国家安定年代把自由民主放在国家之内来实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在自由知识分子心目中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在实现民族救亡的紧迫性要求之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觉的承担起历史使命，怀着建立富强独立民族国家的期待著书立说奔走呼喊，从西方引入自由主义和宪政观念，个体权利与平等观念的背后有着更为明显的强国期待。民族主义者在关注富强国家的同时，也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个体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内涵，两者之间汲取资源互相借鉴就为两者的互动融合架起了桥梁。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融合的实现以建立民族国家作为直接目标诉求。民族主义自不必多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虽然致力于国民自由民主意识的觉醒，但首要的还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者首先把个人视为民族国家建立的手段，再以条件论搁置民主，而一步步加深的内忧外患使得他们呈现出从民主逐渐向民族主义的集体取向靠拢的思想调试轨道`。五四时期的近代自由知识分子大部分中有的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品格，“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双重诉求，有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演进逻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思潮彼此互动和相互调试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建国的任务，走在促进民族强盛及维护成员个体自由和平等的关键当口，近代时期各种思想相互调试和融合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已不复存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内在的紧张关系愈加凸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调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寻求两者互动融合的新的可能，五四时期的独特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和思考。
